四十五章 报恩——不远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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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听到此处,都不由自主地发出“哦”的一声,然后啸雨急问道:“后来呢?那小孩去哪了?”云飞道:“那老伯,那九岁的孩子是你吗?!”皓然、玄明静观没出声,在等周员外的回答。
周员外急于出口,仿佛想要辩白什么,却又突然气喘剧烈,手脚颤抖不止,眉头皱起,嘴角抽搐,神情显露出极端难受的样子,仿佛在承受巨大的痛楚,下人立马送上温热的药汤,玄明关切望着他,说道:“周伯,要不你好好休息,明日再说,可好?”
周员外立马摆摆手,服下汤药,好一会才勉强平复,道:“不用,我还是把心事讲完,我也怕以后来不及再讲给恩公听了。”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周望远已是十八岁的年轻男子了,他勤劳能干,肯吃苦,用恩人赠给的财物为本钱,打理经营木材生意,家业兴旺,是年,母亲病故,安葬好母亲,他打点行装与积蓄,去京城寻访周恕报恩
但却四处打听不到,于是便在京城落脚,边经商,边寻访,也是诚信有德,孝子多福,生意也做得异常风生水起,为人忠厚,日勤不怠,童叟无欺,怜贫惜老,因此业内口碑极佳,财源广进,收获颇丰。
但福兮祸所伏,遇上一歹毒同行,因嫉生恨,居心不良,栽赃陷害,致使望远锒铛下狱,身陷囹圄,又患重病,几乎命丧牢中,
也是天可怜见,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惠帝即位,大赦天下,广施仁政,方才得以保全性命,出狱后,本欲立即返乡,但京城好友极力挽留,并偶尔从一商家好友口中,得知周恕的消息,并重金托人捎带书信与周公,备述寻访之艰难过程,务求见一面当日车中大恩之人!
周公收到大为感慨并回复,车内恩公不方便见面,念望远千辛万苦,精诚所致,于是捎带车中恩人如今画像给望远,并嘱其早日还乡,安居乐业,无须再费辛劳,四处奔波寻访(编者按:因允文是洪武十年出生,当时应是十二岁,应是惠帝无疑,也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何周恕回转车中,有男孩的衣帽鞋袜)
望远临画像,感怀涕零,无以为报,无可奈何,只得装画像精心装裱好,放入匣盒内,准备带回家乡,设长生牌位,日日为恩公祈福!
题外话:(转载后人评说)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
中国历史上的皇室之争互相残杀,篡位夺权,或者异姓改朝换代的先例多了,建文帝为什么赢得了那么多人的同情?这个年轻的皇帝都做了些什么?
燕王进入南京,对建文诸臣实行了最残酷野蛮的杀戮。大批文武官员在燕王的斧刀之下,痛陈君臣大义,指斥燕王为逆贼,视死如归,如方孝孺,竟然置诛十族的威胁而不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难道他们仅仅是出于忠君吗?显然,简单的归结因为忠君,并非圆满的答案。这需要我们看看建文帝是怎样一个皇帝,群臣为什么要忠于他,而群臣又希望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建文帝“仁明孝友”,在即位前,他就自我要求按儒家道德标准行事。在他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常将军国大事交给他裁决。当时,朱元璋实行严酷之政,皇太孙则济以宽大。他曾遍考礼经,参考历朝刑法志,将洪武名例律改订七十三条。朱元璋对此大加称赞,说:“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汝为治世刑不得不轻,所谓世轻世重也。”
建文帝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润五月辛卯日即皇帝位,他在即位诏书上表示:“要永维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他还声称,“德维善政,政在养民,当遵先王之言,期至雍熙之圣。”那么,建文帝在位期间施行了什么改革政策呢?
建文帝首先更改律例,他对司法官员说:“《大明律》是皇祖亲自制定的,当时天下新定,不得不用重刑,但并非可以通行百世。律设大法,礼顺人情。用刑法统治百姓,不如用礼实行教化。请你们晓喻天下,务崇礼教,赦免那些罪证不足或可以原谅的囚徒,以实现”嘉与万方”。建文年间,刑部统计囚犯,比洪武年间减少三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对洪武年间许多冤案,错案,他都做了纠正。许多被流放的官员得以赦还,许多被杀功臣的子弟得以录用。所以史称建文帝“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
其次,建文帝下令“属捕租,赈灾荒”,下诏优养老人,命令官府为民间卖子为奴者赎身,下令限制僧道占田,每人不得超过五十亩,余田分给平民。洪武年间,苏松一带赋税畸重,朱元璋还下令江浙一带不得做户步官,建文帝一反其道,下令减免苏松田赋,规定给江浙人以平等的机会可以做户部官。
还有,建文帝一改朱元璋的极端专制,提高了文臣的地位。洪武年间废除丞相以后,皇帝大权独揽,直接统辖六部,但六部尚书的品秩不过正二品。建文帝他不顾那些以“安静祖法”为借口反对改革的言论,断然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将六部尚书的品秩提高到正一品。
这项改制,被政治反对派攻击为“违背祖训”,因为朱元璋严令子孙不许立丞相,说:“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及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因此建文帝的反对派说他“今虽不立丞相,反有六丞相也”。
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是形势的要求,从开国到建国的转变,必然要走文治的道路。另外,建文帝也显得更为开明。他屡次下诏求言,有人因为进言激烈被执政者处罚,建文帝说,我们要求直言,却反因直言遭到处罚,以后不会有人再信任我们。
建文新政,发生在洪武霜锋雪剑的严酷之后,如同阳春煦日温暖人间。因此,建文帝四年的统治,被明人形容为“四载宽政解严霜”,对之称颂有加。建文年间,社会安定,民风醇厚,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仪,百姓安于生业,家给人足,外户不溘,路不拾遗,很少有人犯法。祝允明在《野记》中说:“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之末,(建文二年即1400年)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梯高洁地,直不取也。”
给读者的话:
众人听到此处,都不由自主地发出“哦”的一声,然后啸雨急问道:“后来呢?那小孩去哪了?”云飞道:“那老伯,那九岁的孩子是你吗?!”皓然、玄明静观没出声,在等周员外的回答。
周员外急于出口,仿佛想要辩白什么,却又突然气喘剧烈,手脚颤抖不止,眉头皱起,嘴角抽搐,神情显露出极端难受的样子,仿佛在承受巨大的痛楚,下人立马送上温热的药汤,玄明关切望着他,说道:“周伯,要不你好好休息,明日再说,可好?”
周员外立马摆摆手,服下汤药,好一会才勉强平复,道:“不用,我还是把心事讲完,我也怕以后来不及再讲给恩公听了。”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周望远已是十八岁的年轻男子了,他勤劳能干,肯吃苦,用恩人赠给的财物为本钱,打理经营木材生意,家业兴旺,是年,母亲病故,安葬好母亲,他打点行装与积蓄,去京城寻访周恕报恩
但却四处打听不到,于是便在京城落脚,边经商,边寻访,也是诚信有德,孝子多福,生意也做得异常风生水起,为人忠厚,日勤不怠,童叟无欺,怜贫惜老,因此业内口碑极佳,财源广进,收获颇丰。
但福兮祸所伏,遇上一歹毒同行,因嫉生恨,居心不良,栽赃陷害,致使望远锒铛下狱,身陷囹圄,又患重病,几乎命丧牢中,
也是天可怜见,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惠帝即位,大赦天下,广施仁政,方才得以保全性命,出狱后,本欲立即返乡,但京城好友极力挽留,并偶尔从一商家好友口中,得知周恕的消息,并重金托人捎带书信与周公,备述寻访之艰难过程,务求见一面当日车中大恩之人!
周公收到大为感慨并回复,车内恩公不方便见面,念望远千辛万苦,精诚所致,于是捎带车中恩人如今画像给望远,并嘱其早日还乡,安居乐业,无须再费辛劳,四处奔波寻访(编者按:因允文是洪武十年出生,当时应是十二岁,应是惠帝无疑,也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何周恕回转车中,有男孩的衣帽鞋袜)
望远临画像,感怀涕零,无以为报,无可奈何,只得装画像精心装裱好,放入匣盒内,准备带回家乡,设长生牌位,日日为恩公祈福!
题外话:(转载后人评说)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
中国历史上的皇室之争互相残杀,篡位夺权,或者异姓改朝换代的先例多了,建文帝为什么赢得了那么多人的同情?这个年轻的皇帝都做了些什么?
燕王进入南京,对建文诸臣实行了最残酷野蛮的杀戮。大批文武官员在燕王的斧刀之下,痛陈君臣大义,指斥燕王为逆贼,视死如归,如方孝孺,竟然置诛十族的威胁而不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难道他们仅仅是出于忠君吗?显然,简单的归结因为忠君,并非圆满的答案。这需要我们看看建文帝是怎样一个皇帝,群臣为什么要忠于他,而群臣又希望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建文帝“仁明孝友”,在即位前,他就自我要求按儒家道德标准行事。在他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常将军国大事交给他裁决。当时,朱元璋实行严酷之政,皇太孙则济以宽大。他曾遍考礼经,参考历朝刑法志,将洪武名例律改订七十三条。朱元璋对此大加称赞,说:“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汝为治世刑不得不轻,所谓世轻世重也。”
建文帝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润五月辛卯日即皇帝位,他在即位诏书上表示:“要永维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他还声称,“德维善政,政在养民,当遵先王之言,期至雍熙之圣。”那么,建文帝在位期间施行了什么改革政策呢?
建文帝首先更改律例,他对司法官员说:“《大明律》是皇祖亲自制定的,当时天下新定,不得不用重刑,但并非可以通行百世。律设大法,礼顺人情。用刑法统治百姓,不如用礼实行教化。请你们晓喻天下,务崇礼教,赦免那些罪证不足或可以原谅的囚徒,以实现”嘉与万方”。建文年间,刑部统计囚犯,比洪武年间减少三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对洪武年间许多冤案,错案,他都做了纠正。许多被流放的官员得以赦还,许多被杀功臣的子弟得以录用。所以史称建文帝“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
其次,建文帝下令“属捕租,赈灾荒”,下诏优养老人,命令官府为民间卖子为奴者赎身,下令限制僧道占田,每人不得超过五十亩,余田分给平民。洪武年间,苏松一带赋税畸重,朱元璋还下令江浙一带不得做户步官,建文帝一反其道,下令减免苏松田赋,规定给江浙人以平等的机会可以做户部官。
还有,建文帝一改朱元璋的极端专制,提高了文臣的地位。洪武年间废除丞相以后,皇帝大权独揽,直接统辖六部,但六部尚书的品秩不过正二品。建文帝他不顾那些以“安静祖法”为借口反对改革的言论,断然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将六部尚书的品秩提高到正一品。
这项改制,被政治反对派攻击为“违背祖训”,因为朱元璋严令子孙不许立丞相,说:“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及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因此建文帝的反对派说他“今虽不立丞相,反有六丞相也”。
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是形势的要求,从开国到建国的转变,必然要走文治的道路。另外,建文帝也显得更为开明。他屡次下诏求言,有人因为进言激烈被执政者处罚,建文帝说,我们要求直言,却反因直言遭到处罚,以后不会有人再信任我们。
建文新政,发生在洪武霜锋雪剑的严酷之后,如同阳春煦日温暖人间。因此,建文帝四年的统治,被明人形容为“四载宽政解严霜”,对之称颂有加。建文年间,社会安定,民风醇厚,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仪,百姓安于生业,家给人足,外户不溘,路不拾遗,很少有人犯法。祝允明在《野记》中说:“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之末,(建文二年即1400年)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梯高洁地,直不取也。”
给读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