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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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吃过了饭，姜姨就带着姚远，往军代表家里去。
现在武斗才刚刚过去不久，厂里住着的军代表还没有撤离。军代表能和厂革委会的领导说上话，没准儿就能把姚大厦工作的事给解决了。
军代表媳妇就是本厂的职工，也在矿机一村住着，和姜姨住的地方隔了一条宽街和几排房子。
和姜姨走在路上的时候，姚远又弄明白了一件事情。那个他刚穿越回来，听到的，唱歌唱戏的大喇叭，是安在村头上的一根电线杆上。
中午厂里下班的时候，那个喇叭先放休息号，然后如果厂里有什么通知或者新闻，就由广播员先播放一下，然后就是放革命歌曲。
现在是夏天，厂里中午有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所以，播放半小时以后，大家要午休了，喇叭就关了。
等到离上班还有十分钟的时候，喇叭又开了。一直开到上班，最后播放两遍上班号，就又关了。
另外，早上五点半到七点半上班，下午六点下班到晚上八点，也是播音的。大家已经都习惯了按照这个喇叭的播音时间，来调整自己的作息了。
去军代表家的路上，姚远又问了姜姨一个他心里的疑问。
姜姨怎么不上班呢？按她这个年龄，不应该到了退休的时候啊？
姜姨听明白他的疑问，就笑着说:“武斗才完事，大厂里才安定下来，开始干活。姨是家属小厂里的，现在小厂里还乱着，哪有啥活干？姨不懂他们弄的那些道道，去了也是受罪。整天学习，脑袋都疼！反正请假也不扣工资，我就请假在家里，隔几天去厂里看看，没事儿的时候再请假，才不去和他们瞎掺和。”
姚远就明白了。这个时代的故事，他还是听过一些的，小时候又赶上一点尾声，多少的也懂一些。
姜姨是军人家属，应该还是根正苗红，不怕别人抓把柄。她不愿意参与进政治里，就做了所谓的“逍遥派”了。
他们出门的时候，村头那个大喇叭已经停止广播了。
姚远不明白，姜姨为什么要在这个中午休息的时间去找军代表？打扰人家休息，惹烦了人家，人家不是更不肯帮忙了吗？
姜姨说:“那个张代表就是中午容易找到他，晚上他又是政治学习又是出去拉练的，很少有在家的时候，也是忙的很。再说了，你中午找了他，他下午上班还能记着这个事，想给你办的时候，下午一上班就给办了。晚上找他，他睡一觉起来，第二天上班一忙，把这事儿就给忘了。我中午找了他，晚上再去他家堵着他要结果，这事能办的快点。这么多学生都毕业了，谁愿意去农村劳动？这在宿舍区扫大街也比去农村强，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争这个饭碗呢！”
姚远没弄明白姜姨这是个什么逻辑？但听口气，姜姨好像跟这位张代表很熟悉。
要知道，在姚远工作的那个时代，托人办事，欠别人的人情，是最困难的事情。能用钱解决的，都不叫人情。而不能用钱解决，人家又肯替你办事，这种人情，一旦欠下，是还不起的。
在姚远看来，除非姜姨和那个张代表很熟，关系不一般，不然，这时候打扰人家，托人家办事，还不是小事，是很不礼貌，也是很不合适的。
他都开始怀疑，姜姨是不是和张代表有那种关系了。因为姜姨才四十多岁，又没了丈夫，而且看着还不老，而且很有几分风韵。
事情却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到了张代表家里，张代表却不认识姜姨。姜姨说了自己丈夫是谁，在哪里工作，住在哪里。说了一堆，张代表才茫然点了点头。这点头也属于礼貌性质的，因为看张代表脸上的表情，仍旧是一脸懵圈。
但张代表没有因为不认识姜姨而露出不高兴来，还是把她和姚远让到屋里去，给他们倒水，两口子陪着他们坐下来。
这时候，姜姨就说姚大厦父亲的名字和工作履历，以及姚大厦是怎么回事。
张代表这才猛然醒悟，连声说:“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就看着姚远问，“这是他儿子？”感慨着说，“哎呀，都这么大了！”
姜姨就说:“是啊，长这么大个个子，能吃着呢！张代表啊，你说他又没有个工作，脑子还不灵光，他爸没了，妈又找不着了，他以后可咋办？我就寻思着，你看你能不能跟革委会说说，让他顶他妈的班呢？”
张代表就沉吟一下，对姜姨说:“姜师傅，这事儿你得跟革委会反应啊，看他们是个什么态度？”
姜姨就有些不高兴说:“你当现在革委会还是老厂长在的时候那些领导呢？我一个小老百姓，就是说破嘴皮子，有个啥用？”
张代表就皱眉说:“这是厂里的内部事务，我没有权利干预啊？”
姜姨脸上就更不高兴了，说:“你是军代表啊，你只要说话，他们敢不听吗？军民都是一家人，还分什么内部外部干啥？”
张代表就耐着性子解释说:“姜师傅啊，我的职责是维护工厂安定，保证正常的生产秩序，制止武斗。工厂的内部人事安排，我真是无权过问的。”
姜姨拉着脸说:“你别和我打这些官腔，这个我也不懂。我看啊，你就是怕这孩子他爸犯了错误，妈出身又不好，连累了你！”
张代表就不说话了。
他媳妇这时候就接过话来说:“姜姐啊，你也知道，部队是有纪律的。这事儿我们老张也挺为难啊。老厂长这不是犯个错误那么简单，这是路线问题。他妻子这个事儿，到底是畏罪自杀还是畏罪潜逃，也没有定性。这时候我们老张也不好说话啊。”
姜姨就问:“老厂长领着大家建设工厂有啥罪啊？这工厂和宿舍区，哪一样不是老厂长领着大家干出来的？那帮红W兵都是些嘴上没毛的孩子，他们知道个啥？再说他们不是没找到老厂长的罪证，最后也没定性吗？老厂长都没罪，他媳妇又哪来的什么畏罪一说啊？还真让我说着了，你们就怕连累上自己，明哲保身！”
姜姨话说的难听，张代表夫妻就不好接话了。
姜姨就看着张代表问:“我听说张代表过去那个部队是老厂长带着的，张代表和老厂长应该是战友吧？”
张代表说:“老师长在部队的时候，我还是个营教导员。”
姜姨就说:“张代表的意思，就是和老厂长不熟悉，不肯帮这个忙了？那就算我白说了。”就拉着姚远站起来说，“大傻，咱们走吧。”
张代表就站起来，拦住他们说:“姜师傅，你别着急，我没说不管啊。虽然那时候我职务低，和老师长接触不多，可老师长是个啥人，我心里还是清楚的。”
这时候，他媳妇就一个劲地拉他的军装袖子。
他就把自己媳妇的手甩开说:“老师长打仗勇敢，待人宽厚，关心下属，一直是我的表率。大傻这事儿，于公，我的确不该管，真不是怕受牵累。可是，于私来说，战友情浓于血。老师长干了一辈子革命，照顾他的儿子，是我这个当下属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姜师傅，这个事儿，我答应你去说。如果革委会不同意，大傻将来就算我儿子，我管他一辈子！”
从张代表家里出来，姜姨就一个劲儿地偷着乐。
姚远就问她:“姜姨，你笑啥啊？”
姜姨就得意地说:“这事儿啊，让我蒙着了！”
姚远就奇怪地看着她问:“啥，就，蒙着了？”
姜姨说:“蒙张代表会管你啊。你姜叔活着的时候，只要是部队上的战友求到他，能办不能办的事儿，他都答应，拼死也得替人家把事儿干成了。为这个，我们家搭进去多少东西呀，我没少和他吵架！那时候啊，和他吵完了架，他总是说，战友就是亲兄弟，比亲兄弟都亲啊，不给人家办不行。我早就听人家说了，张代表和你爸是一个部队上的。我就寻思啊，你这事儿，就只有他肯帮忙，这才敢带着你去找他。”
原来如此。
中午吃过了饭，姜姨就带着姚远，往军代表家里去。
现在武斗才刚刚过去不久，厂里住着的军代表还没有撤离。军代表能和厂革委会的领导说上话，没准儿就能把姚大厦工作的事给解决了。
军代表媳妇就是本厂的职工，也在矿机一村住着，和姜姨住的地方隔了一条宽街和几排房子。
和姜姨走在路上的时候，姚远又弄明白了一件事情。那个他刚穿越回来，听到的，唱歌唱戏的大喇叭，是安在村头上的一根电线杆上。
中午厂里下班的时候，那个喇叭先放休息号，然后如果厂里有什么通知或者新闻，就由广播员先播放一下，然后就是放革命歌曲。
现在是夏天，厂里中午有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所以，播放半小时以后，大家要午休了，喇叭就关了。
等到离上班还有十分钟的时候，喇叭又开了。一直开到上班，最后播放两遍上班号，就又关了。
另外，早上五点半到七点半上班，下午六点下班到晚上八点，也是播音的。大家已经都习惯了按照这个喇叭的播音时间，来调整自己的作息了。
去军代表家的路上，姚远又问了姜姨一个他心里的疑问。
姜姨怎么不上班呢？按她这个年龄，不应该到了退休的时候啊？
姜姨听明白他的疑问，就笑着说:“武斗才完事，大厂里才安定下来，开始干活。姨是家属小厂里的，现在小厂里还乱着，哪有啥活干？姨不懂他们弄的那些道道，去了也是受罪。整天学习，脑袋都疼！反正请假也不扣工资，我就请假在家里，隔几天去厂里看看，没事儿的时候再请假，才不去和他们瞎掺和。”
姚远就明白了。这个时代的故事，他还是听过一些的，小时候又赶上一点尾声，多少的也懂一些。
姜姨是军人家属，应该还是根正苗红，不怕别人抓把柄。她不愿意参与进政治里，就做了所谓的“逍遥派”了。
他们出门的时候，村头那个大喇叭已经停止广播了。
姚远不明白，姜姨为什么要在这个中午休息的时间去找军代表？打扰人家休息，惹烦了人家，人家不是更不肯帮忙了吗？
姜姨说:“那个张代表就是中午容易找到他，晚上他又是政治学习又是出去拉练的，很少有在家的时候，也是忙的很。再说了，你中午找了他，他下午上班还能记着这个事，想给你办的时候，下午一上班就给办了。晚上找他，他睡一觉起来，第二天上班一忙，把这事儿就给忘了。我中午找了他，晚上再去他家堵着他要结果，这事能办的快点。这么多学生都毕业了，谁愿意去农村劳动？这在宿舍区扫大街也比去农村强，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争这个饭碗呢！”
姚远没弄明白姜姨这是个什么逻辑？但听口气，姜姨好像跟这位张代表很熟悉。
要知道，在姚远工作的那个时代，托人办事，欠别人的人情，是最困难的事情。能用钱解决的，都不叫人情。而不能用钱解决，人家又肯替你办事，这种人情，一旦欠下，是还不起的。
在姚远看来，除非姜姨和那个张代表很熟，关系不一般，不然，这时候打扰人家，托人家办事，还不是小事，是很不礼貌，也是很不合适的。
他都开始怀疑，姜姨是不是和张代表有那种关系了。因为姜姨才四十多岁，又没了丈夫，而且看着还不老，而且很有几分风韵。
事情却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到了张代表家里，张代表却不认识姜姨。姜姨说了自己丈夫是谁，在哪里工作，住在哪里。说了一堆，张代表才茫然点了点头。这点头也属于礼貌性质的，因为看张代表脸上的表情，仍旧是一脸懵圈。
但张代表没有因为不认识姜姨而露出不高兴来，还是把她和姚远让到屋里去，给他们倒水，两口子陪着他们坐下来。
这时候，姜姨就说姚大厦父亲的名字和工作履历，以及姚大厦是怎么回事。
张代表这才猛然醒悟，连声说:“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就看着姚远问，“这是他儿子？”感慨着说，“哎呀，都这么大了！”
姜姨就说:“是啊，长这么大个个子，能吃着呢！张代表啊，你说他又没有个工作，脑子还不灵光，他爸没了，妈又找不着了，他以后可咋办？我就寻思着，你看你能不能跟革委会说说，让他顶他妈的班呢？”
张代表就沉吟一下，对姜姨说:“姜师傅，这事儿你得跟革委会反应啊，看他们是个什么态度？”
姜姨就有些不高兴说:“你当现在革委会还是老厂长在的时候那些领导呢？我一个小老百姓，就是说破嘴皮子，有个啥用？”
张代表就皱眉说:“这是厂里的内部事务，我没有权利干预啊？”
姜姨脸上就更不高兴了，说:“你是军代表啊，你只要说话，他们敢不听吗？军民都是一家人，还分什么内部外部干啥？”
张代表就耐着性子解释说:“姜师傅啊，我的职责是维护工厂安定，保证正常的生产秩序，制止武斗。工厂的内部人事安排，我真是无权过问的。”
姜姨拉着脸说:“你别和我打这些官腔，这个我也不懂。我看啊，你就是怕这孩子他爸犯了错误，妈出身又不好，连累了你！”
张代表就不说话了。
他媳妇这时候就接过话来说:“姜姐啊，你也知道，部队是有纪律的。这事儿我们老张也挺为难啊。老厂长这不是犯个错误那么简单，这是路线问题。他妻子这个事儿，到底是畏罪自杀还是畏罪潜逃，也没有定性。这时候我们老张也不好说话啊。”
姜姨就问:“老厂长领着大家建设工厂有啥罪啊？这工厂和宿舍区，哪一样不是老厂长领着大家干出来的？那帮红W兵都是些嘴上没毛的孩子，他们知道个啥？再说他们不是没找到老厂长的罪证，最后也没定性吗？老厂长都没罪，他媳妇又哪来的什么畏罪一说啊？还真让我说着了，你们就怕连累上自己，明哲保身！”
姜姨话说的难听，张代表夫妻就不好接话了。
姜姨就看着张代表问:“我听说张代表过去那个部队是老厂长带着的，张代表和老厂长应该是战友吧？”
张代表说:“老师长在部队的时候，我还是个营教导员。”
姜姨就说:“张代表的意思，就是和老厂长不熟悉，不肯帮这个忙了？那就算我白说了。”就拉着姚远站起来说，“大傻，咱们走吧。”
张代表就站起来，拦住他们说:“姜师傅，你别着急，我没说不管啊。虽然那时候我职务低，和老师长接触不多，可老师长是个啥人，我心里还是清楚的。”
这时候，他媳妇就一个劲地拉他的军装袖子。
他就把自己媳妇的手甩开说:“老师长打仗勇敢，待人宽厚，关心下属，一直是我的表率。大傻这事儿，于公，我的确不该管，真不是怕受牵累。可是，于私来说，战友情浓于血。老师长干了一辈子革命，照顾他的儿子，是我这个当下属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姜师傅，这个事儿，我答应你去说。如果革委会不同意，大傻将来就算我儿子，我管他一辈子！”
从张代表家里出来，姜姨就一个劲儿地偷着乐。
姚远就问她:“姜姨，你笑啥啊？”
姜姨就得意地说:“这事儿啊，让我蒙着了！”
姚远就奇怪地看着她问:“啥，就，蒙着了？”
姜姨说:“蒙张代表会管你啊。你姜叔活着的时候，只要是部队上的战友求到他，能办不能办的事儿，他都答应，拼死也得替人家把事儿干成了。为这个，我们家搭进去多少东西呀，我没少和他吵架！那时候啊，和他吵完了架，他总是说，战友就是亲兄弟，比亲兄弟都亲啊，不给人家办不行。我早就听人家说了，张代表和你爸是一个部队上的。我就寻思啊，你这事儿，就只有他肯帮忙，这才敢带着你去找他。”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