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八章：钱多未必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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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迁后的“事竟成饭店”外卖营业额一直保持在三四百块一天，堂吃生意有了起色，已经达到四五百一天。
抛去各项费用和发出去的工资、奖金这一个多月的纯利润有四千多块。
其实这么大的饭店平均一天才赚一百几十块钱真的不算多。
饭店的流水账张芳芬自己记，蔬菜、鸡鸭鹅猪肉等等都是小贩送货上门定期结账。
酱油、醋、糖、酒等等半个月批发一次，县酒厂依旧是给出厂价，两个月一结。
只要暗地里实惠，用不着账面上好看，张芳芬记账时已经为少留利润做了准备，因此账面上的纯利润只有六百块钱。
“新风服装箱包厂”账面上的利润也不多，只有一千块，实际赚了多少？只有张芳芬和黄瀚心里有数。
饭店和服装厂的现金流充裕，基本上都是现金往来，账面上不留太多利润比较好操作。
“新风服装箱包厂”生产的“双肩包”、“喇叭裤”和六月份推出的“牛仔衫”基本上都是按照成本价加百分之十二制订账面上的出厂价。
批发价、零售价究竟多少钱，“新风服装箱包厂”管不着，这一部分利润才是大头，可以直接进腰包。
“新风服装箱包厂”已经跟“自强服务公司”签订合同承包经营，张芳芬又承包了“自强服务公司”。
按理说除了合同规定该上交三水镇的利税、提留的退休金、医疗费统筹，多余部分理所当然属于张芳芬个人所得。
为何还要这样做？
无他，财不外露，免得惹人嫉妒，生出是非。
“新风服装箱包厂”的产品都是发往徐若男沪城的服装店，批发给个体户概不赊账，必须交现钱拿现货。
价格随行就市，用不着出具发票，绝大多数个体户根本用不着发票，自然无账可查。
这就是为什么国营、集体的商店、饭店，小厂绝大多数经营不下去的最主要原因。
管不住，也没法管，真想管起来每一道环节都必须三个人才会起到一点点互相监督的作用。
真这样做了，管理的成本肯定高得离谱，最后的结果就是小单位难堪重负纷纷倒闭。
这两个月，绝大多数“新风服装箱包厂”的女工拿到手的月收入不低于四十块钱，人均产值六百多块一个月。
如果六月底截止，按照出厂价计算，五十天的总产值五万多，暗地里，张芳芬到手的纯利润已经超过三万块。
以“牛仔喇叭裤”这个近期供不应求的产品举例算账，一条的成本价不超过七块钱，加价百分之十几制定的出厂价是八块钱。
这百分之十几的毛利留在账面上发工资、发奖金、缴纳税费、缴纳医疗费、退休金统筹等等。
给徐若男的批发价是十三块钱一条，每一条产生的五块钱差价就可以直接进腰包。
“新风服装箱包厂”生产的产品都是黄瀚制定出厂价，黄瀚刻意让利润率保持均衡，账面上的毛利都不高于百分之十五不低于百分之十。
以八块钱出厂价的“牛仔喇叭裤裤”算账，五万多元的产值就是接近七千条，一条牛仔裤黄瀚家赚五块钱，当然到手三万多块。
黄瀚隔段时间就会把成胜利帮忙从沪城带回的货款交给张芳芬，并且把该交到“新风服装箱包厂”的数额和自己家赚的利润分好了。
张芳芬哪有可能知道黄瀚开了挂，设计的服装式样符合流行趋势，故而包赚不赔。
她只看到了办个服装厂这么好赚，激动兴奋之余又开始忐忑，钱太多了也不完全能够让人快乐，有时也会让人觉得紧张呢。
投资“新风服装箱包厂”扩大“事竟成饭店”创办“自强服务公司”之时，黄瀚家之前赚到手的钱全部花光了。
这才运转不到两个月，就赚了三万多接近四万块钱，张芳芬手里又攒下了三万块现钱，这来钱的速度太快了。
张芳芬是管理者，能够看得出“新风服装箱包厂”的后劲十足，也知道“事竟成饭店”的营业额在增长中。
她终于明白了黄瀚为什么要挂靠集体单位，只有几个人帮自己赚钱跟八九十个人帮自己赚钱，差别太大了。
她寻思：这就应该是资本家赚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吧，我赚了这么多人的“剩余价值”万一出事了，会不会被枪毙啊？
钱多未必让人快乐，最起码腰包鼓鼓囊囊的张芳芬脸上这段时间没有一丝笑容，反而愁眉苦脸。
她担心影响黄道舟的心情，都没敢把家里又有了三万块现钱的好事告诉他。
黄道舟忙得连轴转，没有注意到这几天张芳芬有些神情恍惚。
太需要找人倾诉了，再这么下去会憋出内伤，张芳芬不想跟老公讲，怕影响他的工作，也不能说给大女儿听，担心影响她的学习。小丫头？直接无视。
唯一的可以倾诉对象就是古灵精怪的儿子。
晚上，黄道舟又没能按时回家吃饭。
张芳芬现在也很忙，她用不着做饭、烧菜，都是秀儿、刘晓莲、张玉兰几个老员工安排伙食。
黄瀚家的徽派宅院以前其实跟“南城当铺”的大宅门是一体的，应该是个别院，有各自的正门，相互之间有个小门联通。
张芳芬给了秀儿一把小门门锁的钥匙，中午、晚上不想去“事竟成饭店”吃饭，就会吩咐秀儿安排人把饭菜送家里来。
张芳芬和三个孩子吃完饭，张玉兰就掐着点来擦干净桌子收拾碗款用托盘端走。
来家里干活的都是挂靠集体单位前的老员工，新人想来秀儿也不让。
因为张芳芬说过，要注意影响。
新人中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正式工，她们在店里干同样的活儿认为这是本职工作天经地义，但是来家里干就有可能认为是伺候人，会产生不平衡心理，惹出阶级仇。
其实后世也是如此，印度、菲律宾等等国家雇佣仆人很正常，仆人产生阶级仇的少之甚少。
但是中国人不一样，共产党带领人民翻身做主人七十年，这七十年都在教育人民人人平等。
于是乎，越是穷人越认为人人平等，认为地主资本家都应该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
因此奉劝暴发群体别幻想雇佣许多仆人呼来喝去，社会主义的中国人已经少了奴性，不管你开多高的工资，你的仆人都会仇视你。
张芳芬注意这些根本不是黄瀚的提醒，而是她自己意识到了。
来家里帮着干活儿的都是老家生产队的晚辈，都不喊张经理，喊“大姑妈”，张芳芬也会另外给她们报酬。
乔迁后的“事竟成饭店”外卖营业额一直保持在三四百块一天，堂吃生意有了起色，已经达到四五百一天。
抛去各项费用和发出去的工资、奖金这一个多月的纯利润有四千多块。
其实这么大的饭店平均一天才赚一百几十块钱真的不算多。
饭店的流水账张芳芬自己记，蔬菜、鸡鸭鹅猪肉等等都是小贩送货上门定期结账。
酱油、醋、糖、酒等等半个月批发一次，县酒厂依旧是给出厂价，两个月一结。
只要暗地里实惠，用不着账面上好看，张芳芬记账时已经为少留利润做了准备，因此账面上的纯利润只有六百块钱。
“新风服装箱包厂”账面上的利润也不多，只有一千块，实际赚了多少？只有张芳芬和黄瀚心里有数。
饭店和服装厂的现金流充裕，基本上都是现金往来，账面上不留太多利润比较好操作。
“新风服装箱包厂”生产的“双肩包”、“喇叭裤”和六月份推出的“牛仔衫”基本上都是按照成本价加百分之十二制订账面上的出厂价。
批发价、零售价究竟多少钱，“新风服装箱包厂”管不着，这一部分利润才是大头，可以直接进腰包。
“新风服装箱包厂”已经跟“自强服务公司”签订合同承包经营，张芳芬又承包了“自强服务公司”。
按理说除了合同规定该上交三水镇的利税、提留的退休金、医疗费统筹，多余部分理所当然属于张芳芬个人所得。
为何还要这样做？
无他，财不外露，免得惹人嫉妒，生出是非。
“新风服装箱包厂”的产品都是发往徐若男沪城的服装店，批发给个体户概不赊账，必须交现钱拿现货。
价格随行就市，用不着出具发票，绝大多数个体户根本用不着发票，自然无账可查。
这就是为什么国营、集体的商店、饭店，小厂绝大多数经营不下去的最主要原因。
管不住，也没法管，真想管起来每一道环节都必须三个人才会起到一点点互相监督的作用。
真这样做了，管理的成本肯定高得离谱，最后的结果就是小单位难堪重负纷纷倒闭。
这两个月，绝大多数“新风服装箱包厂”的女工拿到手的月收入不低于四十块钱，人均产值六百多块一个月。
如果六月底截止，按照出厂价计算，五十天的总产值五万多，暗地里，张芳芬到手的纯利润已经超过三万块。
以“牛仔喇叭裤”这个近期供不应求的产品举例算账，一条的成本价不超过七块钱，加价百分之十几制定的出厂价是八块钱。
这百分之十几的毛利留在账面上发工资、发奖金、缴纳税费、缴纳医疗费、退休金统筹等等。
给徐若男的批发价是十三块钱一条，每一条产生的五块钱差价就可以直接进腰包。
“新风服装箱包厂”生产的产品都是黄瀚制定出厂价，黄瀚刻意让利润率保持均衡，账面上的毛利都不高于百分之十五不低于百分之十。
以八块钱出厂价的“牛仔喇叭裤裤”算账，五万多元的产值就是接近七千条，一条牛仔裤黄瀚家赚五块钱，当然到手三万多块。
黄瀚隔段时间就会把成胜利帮忙从沪城带回的货款交给张芳芬，并且把该交到“新风服装箱包厂”的数额和自己家赚的利润分好了。
张芳芬哪有可能知道黄瀚开了挂，设计的服装式样符合流行趋势，故而包赚不赔。
她只看到了办个服装厂这么好赚，激动兴奋之余又开始忐忑，钱太多了也不完全能够让人快乐，有时也会让人觉得紧张呢。
投资“新风服装箱包厂”扩大“事竟成饭店”创办“自强服务公司”之时，黄瀚家之前赚到手的钱全部花光了。
这才运转不到两个月，就赚了三万多接近四万块钱，张芳芬手里又攒下了三万块现钱，这来钱的速度太快了。
张芳芬是管理者，能够看得出“新风服装箱包厂”的后劲十足，也知道“事竟成饭店”的营业额在增长中。
她终于明白了黄瀚为什么要挂靠集体单位，只有几个人帮自己赚钱跟八九十个人帮自己赚钱，差别太大了。
她寻思：这就应该是资本家赚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吧，我赚了这么多人的“剩余价值”万一出事了，会不会被枪毙啊？
钱多未必让人快乐，最起码腰包鼓鼓囊囊的张芳芬脸上这段时间没有一丝笑容，反而愁眉苦脸。
她担心影响黄道舟的心情，都没敢把家里又有了三万块现钱的好事告诉他。
黄道舟忙得连轴转，没有注意到这几天张芳芬有些神情恍惚。
太需要找人倾诉了，再这么下去会憋出内伤，张芳芬不想跟老公讲，怕影响他的工作，也不能说给大女儿听，担心影响她的学习。小丫头？直接无视。
唯一的可以倾诉对象就是古灵精怪的儿子。
晚上，黄道舟又没能按时回家吃饭。
张芳芬现在也很忙，她用不着做饭、烧菜，都是秀儿、刘晓莲、张玉兰几个老员工安排伙食。
黄瀚家的徽派宅院以前其实跟“南城当铺”的大宅门是一体的，应该是个别院，有各自的正门，相互之间有个小门联通。
张芳芬给了秀儿一把小门门锁的钥匙，中午、晚上不想去“事竟成饭店”吃饭，就会吩咐秀儿安排人把饭菜送家里来。
张芳芬和三个孩子吃完饭，张玉兰就掐着点来擦干净桌子收拾碗款用托盘端走。
来家里干活的都是挂靠集体单位前的老员工，新人想来秀儿也不让。
因为张芳芬说过，要注意影响。
新人中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正式工，她们在店里干同样的活儿认为这是本职工作天经地义，但是来家里干就有可能认为是伺候人，会产生不平衡心理，惹出阶级仇。
其实后世也是如此，印度、菲律宾等等国家雇佣仆人很正常，仆人产生阶级仇的少之甚少。
但是中国人不一样，共产党带领人民翻身做主人七十年，这七十年都在教育人民人人平等。
于是乎，越是穷人越认为人人平等，认为地主资本家都应该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
因此奉劝暴发群体别幻想雇佣许多仆人呼来喝去，社会主义的中国人已经少了奴性，不管你开多高的工资，你的仆人都会仇视你。
张芳芬注意这些根本不是黄瀚的提醒，而是她自己意识到了。
来家里帮着干活儿的都是老家生产队的晚辈，都不喊张经理，喊“大姑妈”，张芳芬也会另外给她们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