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已多风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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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金头去世到现在,已经有36年了。在这期间,西皇城根的宅子中,发生了许多事情。
刘老师夫妇走了,带着他们的小儿子刘汗青,在首都和平解放前,被裹胁到了湾湾。他们的大女儿刘菡雯,在孙家2万美金的资助下(得到老金头遗产的孙家,还是非常富裕的),正在欧洲留学。曹天宝将情况写信告诉了她。刘菡雯没有回国,直接从欧洲去了湾湾,找到了他的父母和弟弟。这些年,通过香江郑子芸家的中转,刘家和孙、曹两家书信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转业归来的孙承和曹大厨,又干起了自己喜欢的老本行。孙承在首都房管局工作,正处级,带工程队进行公共设施的修缮。曹大厨则是正科级,去了华北楼饭庄当店长。孙承的妻子姜秀萍早他们一年就在教育局工作了,后来还把出了哺乳期的郑子芸拉了进去。她们和其他同志组成的工作队,十几年如一日,在首都的农村开展扫盲以及适龄儿童入学的宣传教育。其间,她们先后多次荣获了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先进教育工作者等称号,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主席和总理的亲切接见,这也是孙、曹两家在十年特殊时期,没有受到迫害的根本原因。
小院中又出现了新的面孔,孙家老三,孙承的小女儿孙卫红,与曹勇的妹妹曹月,先后脚地出生了。
有生就有死,这是生物的客观规律。
小院中的4位老人,先后病逝了。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孙承,因公牺牲了。
那是在曹勇去往香江的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夏天,一个狂风暴雨的傍晚,孙承带队在某部委的办公院中进行危房抢修。房子旁一棵大树的树枝被风刮断,压在本已岌岌可危的房顶上。房塌了,身先士卒进行工作的孙承牺牲了,终年48岁。
孙承是小院中的主心骨,他的离世,仿佛天塌了一样。当时事发突然,姜秀萍郑子芸的工作队,还在远郊的山区里工作,一时联系不上。孙家老大孙卫国,在水木大学土木工程系,准备上最后一年学,现在正利用假期,在跟着工程队实习。
院中就剩下准备上高三的孙卫民和小学刚刚毕业的孙卫红、曹月三个小的,在家过暑假。这时,平时闷声不响的曹大厨挺身而出。接到消息的他,没有慌乱。他强忍着心中的悲痛,一边陪伴、安抚三小,一边妥善安排好孙承的后事,直到其他人得到消息,陆续赶回家中。
几天后,在八宝山首都革命公墓的三号告别室,被追封为烈士的孙承同志追悼会正在进行着。庄严肃穆的灵堂中,孙承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原部队的首长、战友,以及孙承生前的好友,聚集在这里,与孙、曹两家人一同追忆着孙承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并向孙承的遗体告别。
姜秀萍带着孙卫国、孙卫民兄弟俩,忍着泪水,看来宾表示感谢。而躲在后面的郑子芸,和孙卫红、曹月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孙卫国的未婚妻李翠凤,搀扶着住院多日,自知时日无多的古稀老人曹天宝,站在一旁。她不时用手帕擦拭着老人眼中流出的泪水,却不知自己的脸上,早已挂满了泪珠。
曹大厨再也忍不住了,他冲出礼堂,蹲在墙边号啕大哭。孙承如亲哥哥一样关心爱护着他,小时候,孙承用自己并不强壮的肩膀,为他遮风避雨;长大后,以身作则,引领他寻找人生的方向。泪眼婆娑中,曹大厨仿佛再一次看到了孙承那宽厚、睿智的笑容。
遵照孙承生前的意愿,他的遗体被火化了。骨灰由长子孙卫国在一年后,撒入大海。在转业回来后,孙承按照遗嘱,也是这样处理老金头的骨灰,他很认可这种做法。孙承说:“死人还能跟活人争地不成?如果人人死后都要一块地,那若干年后,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能有什么?自我以后,家人全部这样处理后事(火化加海撒)。”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生活仍然在继续。
1965年对小院里的人来讲,很是平淡。孙卫国毕业了,分到了国家建工总局。孙卫民高中毕业,带上了大红花,参军走了。这哥俩算是把孙承的事业,分头继承了下来。姜秀萍和郑子芸继续下农村扫盲,孙卫红和曹月小姐妹俩一起上初中二年级。孙卫国的未婚妻李翠凤也毕业了,分到了华夏青年报社,其它也没有什么了,对了,曹大厨又胖了两斤。
接连失去亲人的小院,在65年缓缓地休养生息。原本应逐渐恢复生气,结果却在1966年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首当其冲的就是身为教育局干部的姜秀萍和郑子芸,在红小将们试图抓走她俩进行批斗的时候,郑子芸机警地拿出了一张照片,那是她们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在人民大会堂与主席的合影。照片一出,鬼神避易。红小将们仓皇离开了。这时工作队的工作早已停顿了下来,大家人心惶惶的。教育局的领导,出于保护他们的目的,将他们分散调到了下属的幼儿园。当时,学校都已经停课,孙卫红和曹月也回到家中,教育系统唯一未受牵连,还勉强维持运转的部门,就只有幼儿园了。同时,华夏青年报停刊,李翠凤因为是三代贫农出身,并且毕业工作不足一年,平时又表现良好,所以审查合格后,被调到公民日报社工作。
华北楼的店长曹大厨也涉险过关了。原本他的职务是属于被批斗范围的,但一来他是军转干部,有政治印象加分;二来,华北楼所属的武宣区红小将中有一陈姓头目,以前曾和家人在华北楼吃过饭,对曹大厨的厨艺很满意(曹大厨经常“不务正业”,抽空就跑到后厨亲自掌勺,并会询问顾客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曹大厨便逃过一劫。
福祸难料,曹大厨这边因为陈头目的原因,躲了过去,但小院这边就有了麻烦。小院属于CX区,这边的红小将头目是武宣区的死对头。原本不在意的他,得知那边陈头目出面保下了人。他本着对手做的事,自己一定要添乱的原则,一纸命令,将小院征用,后来又嫌小院太小,索性将原宅基地的另外半边的房子,也作为驻地一起征用了。
被赶到大街上的孙、曹两家,抱着匆匆收拾的行李,正手足无措的时候,一辆疾驶过来的卡车,带来了戏剧性的转折。陈头目听说对手为了打击自己,强征民宅,把自己刚刚保下的人赶出了家门,顿时大怒,觉得自己丢了面子。于是他派车将孙、曹两家接到了自己管辖的武宣区,并找了一个院子把两家人安置了下来。
院子在和平门到前门之间的胡同里,是一个很小的院子,总共也就50多平方米,只有一溜四间偏房(房子东西朝向),房间也很小,不足10平方米,原来孙家宅子,正屋最小也在20平方米以上。
条件相比原来,艰苦了许多。但这时,两家人没有怨言,他们相互扶持,共同度过这动荡时期。
新家虽小,却被两家人安排得井井有条。曹大厨夫妇、姜秀萍各住一间,孙卫红和曹月合住一间,孙卫国准备结婚,所以也单住一间。他们在院子不大的空地上,还搭起了一间小厨房和一间饭堂,像以前一样大家共用。
运动在全国范围如火如荼地展开,孙、曹两家人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生活着。
时间又过了两年。
1968年10月的一个傍晚,准备在春节与孙卫国结婚的李翠凤,下班后匆匆跑过来,说了一个对孙、曹两家,尤其对孙卫红和曹月来讲,如同晴天霹雳的消息。
从老金头去世到现在,已经有36年了。在这期间,西皇城根的宅子中,发生了许多事情。
刘老师夫妇走了,带着他们的小儿子刘汗青,在首都和平解放前,被裹胁到了湾湾。他们的大女儿刘菡雯,在孙家2万美金的资助下(得到老金头遗产的孙家,还是非常富裕的),正在欧洲留学。曹天宝将情况写信告诉了她。刘菡雯没有回国,直接从欧洲去了湾湾,找到了他的父母和弟弟。这些年,通过香江郑子芸家的中转,刘家和孙、曹两家书信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转业归来的孙承和曹大厨,又干起了自己喜欢的老本行。孙承在首都房管局工作,正处级,带工程队进行公共设施的修缮。曹大厨则是正科级,去了华北楼饭庄当店长。孙承的妻子姜秀萍早他们一年就在教育局工作了,后来还把出了哺乳期的郑子芸拉了进去。她们和其他同志组成的工作队,十几年如一日,在首都的农村开展扫盲以及适龄儿童入学的宣传教育。其间,她们先后多次荣获了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先进教育工作者等称号,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主席和总理的亲切接见,这也是孙、曹两家在十年特殊时期,没有受到迫害的根本原因。
小院中又出现了新的面孔,孙家老三,孙承的小女儿孙卫红,与曹勇的妹妹曹月,先后脚地出生了。
有生就有死,这是生物的客观规律。
小院中的4位老人,先后病逝了。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孙承,因公牺牲了。
那是在曹勇去往香江的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夏天,一个狂风暴雨的傍晚,孙承带队在某部委的办公院中进行危房抢修。房子旁一棵大树的树枝被风刮断,压在本已岌岌可危的房顶上。房塌了,身先士卒进行工作的孙承牺牲了,终年48岁。
孙承是小院中的主心骨,他的离世,仿佛天塌了一样。当时事发突然,姜秀萍郑子芸的工作队,还在远郊的山区里工作,一时联系不上。孙家老大孙卫国,在水木大学土木工程系,准备上最后一年学,现在正利用假期,在跟着工程队实习。
院中就剩下准备上高三的孙卫民和小学刚刚毕业的孙卫红、曹月三个小的,在家过暑假。这时,平时闷声不响的曹大厨挺身而出。接到消息的他,没有慌乱。他强忍着心中的悲痛,一边陪伴、安抚三小,一边妥善安排好孙承的后事,直到其他人得到消息,陆续赶回家中。
几天后,在八宝山首都革命公墓的三号告别室,被追封为烈士的孙承同志追悼会正在进行着。庄严肃穆的灵堂中,孙承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原部队的首长、战友,以及孙承生前的好友,聚集在这里,与孙、曹两家人一同追忆着孙承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并向孙承的遗体告别。
姜秀萍带着孙卫国、孙卫民兄弟俩,忍着泪水,看来宾表示感谢。而躲在后面的郑子芸,和孙卫红、曹月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孙卫国的未婚妻李翠凤,搀扶着住院多日,自知时日无多的古稀老人曹天宝,站在一旁。她不时用手帕擦拭着老人眼中流出的泪水,却不知自己的脸上,早已挂满了泪珠。
曹大厨再也忍不住了,他冲出礼堂,蹲在墙边号啕大哭。孙承如亲哥哥一样关心爱护着他,小时候,孙承用自己并不强壮的肩膀,为他遮风避雨;长大后,以身作则,引领他寻找人生的方向。泪眼婆娑中,曹大厨仿佛再一次看到了孙承那宽厚、睿智的笑容。
遵照孙承生前的意愿,他的遗体被火化了。骨灰由长子孙卫国在一年后,撒入大海。在转业回来后,孙承按照遗嘱,也是这样处理老金头的骨灰,他很认可这种做法。孙承说:“死人还能跟活人争地不成?如果人人死后都要一块地,那若干年后,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能有什么?自我以后,家人全部这样处理后事(火化加海撒)。”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生活仍然在继续。
1965年对小院里的人来讲,很是平淡。孙卫国毕业了,分到了国家建工总局。孙卫民高中毕业,带上了大红花,参军走了。这哥俩算是把孙承的事业,分头继承了下来。姜秀萍和郑子芸继续下农村扫盲,孙卫红和曹月小姐妹俩一起上初中二年级。孙卫国的未婚妻李翠凤也毕业了,分到了华夏青年报社,其它也没有什么了,对了,曹大厨又胖了两斤。
接连失去亲人的小院,在65年缓缓地休养生息。原本应逐渐恢复生气,结果却在1966年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首当其冲的就是身为教育局干部的姜秀萍和郑子芸,在红小将们试图抓走她俩进行批斗的时候,郑子芸机警地拿出了一张照片,那是她们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在人民大会堂与主席的合影。照片一出,鬼神避易。红小将们仓皇离开了。这时工作队的工作早已停顿了下来,大家人心惶惶的。教育局的领导,出于保护他们的目的,将他们分散调到了下属的幼儿园。当时,学校都已经停课,孙卫红和曹月也回到家中,教育系统唯一未受牵连,还勉强维持运转的部门,就只有幼儿园了。同时,华夏青年报停刊,李翠凤因为是三代贫农出身,并且毕业工作不足一年,平时又表现良好,所以审查合格后,被调到公民日报社工作。
华北楼的店长曹大厨也涉险过关了。原本他的职务是属于被批斗范围的,但一来他是军转干部,有政治印象加分;二来,华北楼所属的武宣区红小将中有一陈姓头目,以前曾和家人在华北楼吃过饭,对曹大厨的厨艺很满意(曹大厨经常“不务正业”,抽空就跑到后厨亲自掌勺,并会询问顾客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曹大厨便逃过一劫。
福祸难料,曹大厨这边因为陈头目的原因,躲了过去,但小院这边就有了麻烦。小院属于CX区,这边的红小将头目是武宣区的死对头。原本不在意的他,得知那边陈头目出面保下了人。他本着对手做的事,自己一定要添乱的原则,一纸命令,将小院征用,后来又嫌小院太小,索性将原宅基地的另外半边的房子,也作为驻地一起征用了。
被赶到大街上的孙、曹两家,抱着匆匆收拾的行李,正手足无措的时候,一辆疾驶过来的卡车,带来了戏剧性的转折。陈头目听说对手为了打击自己,强征民宅,把自己刚刚保下的人赶出了家门,顿时大怒,觉得自己丢了面子。于是他派车将孙、曹两家接到了自己管辖的武宣区,并找了一个院子把两家人安置了下来。
院子在和平门到前门之间的胡同里,是一个很小的院子,总共也就50多平方米,只有一溜四间偏房(房子东西朝向),房间也很小,不足10平方米,原来孙家宅子,正屋最小也在20平方米以上。
条件相比原来,艰苦了许多。但这时,两家人没有怨言,他们相互扶持,共同度过这动荡时期。
新家虽小,却被两家人安排得井井有条。曹大厨夫妇、姜秀萍各住一间,孙卫红和曹月合住一间,孙卫国准备结婚,所以也单住一间。他们在院子不大的空地上,还搭起了一间小厨房和一间饭堂,像以前一样大家共用。
运动在全国范围如火如荼地展开,孙、曹两家人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生活着。
时间又过了两年。
1968年10月的一个傍晚,准备在春节与孙卫国结婚的李翠凤,下班后匆匆跑过来,说了一个对孙、曹两家,尤其对孙卫红和曹月来讲,如同晴天霹雳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