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附录二：中略：区分德行，明察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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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
夫三皇无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礼赏有功，美而无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①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
《军势》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
《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军势》曰：“无②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
《军势》曰：“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
《军势》曰：“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
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③。
故圣王御世，观盛衰，度得失，而为之制；故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诛伐。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
圣人体天，贤者法地，智者师古④。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⑤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
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说其心。
夫人众一合而不可卒离，威权一与而不可卒移。还师罢军，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是谓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论驳也。存社稷罗英雄者，“中略”之势也；故世主秘焉。
①矩：规矩，法制。
②无：通“毋”。
③蹶（jué）：跌倒，摔倒。
④师古：以古为师。
⑤差：比较。
远古三皇为政的时候，没有任何言论，他们的教化却能四海流传，所以，天下的人也不知道将功劳归给谁。上古五帝，效法自然，既有说教，又立法令，使天下太平无事。君臣相互谦让，没有人争夺功劳，四海之内教化风行，平民百姓却不知道为什么天下会如此统一。所以，在当时驱使臣下不必礼请，也不必赏赐有功之人，君臣相处，完美和谐，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到了三王时代，管理天下百姓是用人与人之间相亲的常道，人们心悦诚服地受法律的约束，服从统一的管理。建立法规以防止世衰民乱，天下诸侯都来朝见天子，各项政务从不废弛。所以，虽然军队设有武装，但是并没有战争之患。君主信任大臣，大臣对君主也没有疑心，国家稳定，君主安全，大臣以国家利益为重，到时候功成身退，这也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政治。到了诸侯争霸的时代，主要以权术来驾驭士人，用信誉来团结士人，用赏赐来驱使士人。君主如果不守信用，士人就会疏远他；如果缺少了赏赐，士人就不会听从命令了。
《军势》上说：“军队出兵作战，关键在于将帅有专断的指挥能力；军队的进退如果都受到君主的干预，事情就难以成功。”
《军势》上说：“任用智者、勇者、贪者、勇者的方法：有智谋的人喜欢建功立业，勇敢的人喜欢实现自己的志向，贪财的人喜欢追求俸禄，愚钝的人会不顾惜性命。根据他们的性情来使用，这就是用人的微妙之术。”
《军势》上说：“不要让能说会道的人谈论敌方的长处，因为那样会迷惑军心；不要让仁慈的人主管财物，因为他会过多地施予财物而且渐渐靠近下边的人。”
《军势》上说：“要严禁巫祝，不能让他们为官吏、士人卜卦，占问军事上的祸福吉凶。”
《军势》上说：“任用侠义之士不能靠钱财。侠义之士是不会给不仁不义的人卖命的，明智的人也不会为昏庸无道的君主出谋划策。”
做君主的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他手下的大臣就会背叛他；不能没有威严，没有威严，就会丧失权力。做臣下的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就无法侍奉君主；不能没有威严，没有威严国家就会衰弱，但太威严了自己又会身遭败亡。
因此，圣明的君主统御天下，观察世道人心的盛衰好坏，审度施政用人的得失成败，从而制定相应的规章。所以，规定诸侯建有二军，方伯建有三军，天子建有六军。在天下大乱的时候，会相继发生叛离君主、逆行天道的事情；一旦君主的统治衰弱，连订立了盟约的诸侯国之间也会相互征伐。诸侯之间势均力敌，没有办法战胜对手，于是就延揽、笼络英雄豪杰，与民众同心同德，除此以外，还要运用机谋权变。因此，不精心筹谋策划，就无法决断嫌隙、判定猜疑；不运用奸诈出奇的手段，就无法破除奸贼、消灭敌寇；不采取隐秘的谋略，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圣人能够体察天道，后世贤人能够效法地道，今世智者能够以古为师。因此，《三略》这本书是为衰微时代作的：其中“上略”是阐明礼、赏的作用，分析奸诈之人与英雄豪杰的区别，阐述成败的道理；“中略”是比较德行的好坏，审度权谋的变化；“下略”是陈述道德大义，来详细察看安危之境，显示贼臣与贤士各自可能遭受的灾祸。所以，如果君主通晓“上略”，就能任用贤人、打败敌人；如果通晓“中略”，就能驾驭将帅、统率士众；如果通晓“下略”，就能明白世道盛衰的根源，审察治国的纲纪。
如果大臣通晓了“中略”，就可以明哲保身。高空的鸟被射死了，好的弓箭就会被收藏起来；敌对的国家灭亡了，谋臣也就快消失了。所谓的消失，不是杀掉他，而是夺取他的权威，废掉他的权力。在朝堂之上给他封赏，让他位极人臣，从而显示出他的功劳；在中原之地分封给他肥沃的土地，让他的家庭富有；把美女珍玩赐给他，让他心情愉悦。军队一旦编成，就不能仓促地解散；兵权一旦授予，就不能马上收回来。战争结束，将帅班师回朝，这正是君主权位面临危险的时候。所以要削弱他的地位，剥夺他的兵权，这是称霸的人控制将帅的方略。因此，称霸的人的行为是众说不一的。保存社稷，网罗天下英雄，这是“中略”所陈述的内容，历代君主对此都是秘而不宣的。
文中说《三略》中的“上略”是阐明礼、赏的作用，分析奸佞之人与英雄豪杰的区别，阐述成败的道理；“下略”是陈述道德大义，来详细察看安危之境，显示贼臣与贤士各自可能遭受的灾祸。而本篇所解析的“中略”则是分别阐述德行的好坏，审度权谋的变化，简而言之就是“区分德行，明察权变”八个字。这八个字对君、对臣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为人君主通晓“中略”，可以管理好江山社稷；为人臣者通晓“中略”，可以明哲保身，不遭到君主的残害。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士亡。”就是提醒身为人臣者要明察权变，在身居要职的时候适时隐退，不要贪恋权位。古时候很多名臣良将就是因为隐退不及时，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刘禹锡有诗云：“将略兵机命世雄，苍皇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说的就是上面的意思。臣子可以身居要职，但是千万不要触动君主的利益，功高盖主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
作为君主，在统治江山的时候要注意适当地放权，也要适当地收权。“中略”中说，战争结束，将帅班师回朝，这正是君主权位面临危险的时候。所以要找个恰当的时机削弱主帅的地位，逐渐夺取他的兵权，这是称霸的人控制将帅的方略。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局面，宋太祖赵匡胤便采取这种策略加强中央集权，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了将领们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的“杯酒释兵权”。通过此计，赵匡胤很好地集中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将士们也得到了高官厚禄。在此之前，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很多起，汉景帝削藩便是其中一件。
汉景帝即位后，继续推行汉初“与民生息”的政策，改田赋十五税一为三十税一。此外，他在位期间还做了一件大事，便是“削藩”，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汉景帝身边有一个叫晁错的大臣，为人刚正，敢于直言进谏，为汉朝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制定并且主持实施了许多积极的政策，很受景帝的宠信，被景帝称为“智囊”。景帝前元三年，晁错为了巩固大汉王朝的千秋大业，向汉景帝上书《削藩策》，极力主张削弱地方王国的势力，以此来维护汉王朝的统一。
晃错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有历史渊源的。这还要从西汉王朝的历史说起。
楚汉相争期间，刘邦为了能够尽快实现统一，分封了许多异姓王。后来，刘邦称帝，即汉高祖。他想方设法铲除了这些异姓王，又在这些异姓王的土地上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等为王。刘邦认为，秦朝之所以速亡是因为秦始皇没有分封土地给他的子弟，所以他吸取教训，大封刘氏宗亲为藩王。汉高祖还立誓：非刘氏子弟不王。
汉初的时候，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分封的同姓王跟刘邦的血缘关系很近，所以他们都能效忠朝廷。此时，诸侯王的分封确实起到了拱卫中央的作用。
高祖去世后，他的妻子吕后开始独霸朝政。她违背高祖当初的誓言，封吕家的子弟为诸侯王，而对于刘姓诸侯则控制甚严，甚至杀掉了其中某些诸侯王。
刘氏子弟对吕后的专权严重不满，他们觉得汉朝天下是刘家的，不是吕家的，容不得这个女人胡来。吕后死后，吕氏诸侯怕失去地位，于是聚兵准备发动政变。此时，刘家子弟对吕后多年专制统治的不满开始爆发。当时刘肥（刘邦长子）的二儿子朱虚侯刘章、三儿子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兄长刘襄起兵，灭掉吕氏子弟，事成之后，由刘襄继承皇帝之位。刘襄答应起兵。同时，大将军灌婴负责出击吕氏子弟。他们认为这样里应外合，时机一到肯定能将吕氏一举剿灭。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刘章与太尉周勃、大将军陈平协力消灭了吕氏势力。
按功劳，本来该立刘章为皇帝，但因为他的妻子是吕后的侄女吕鱼，群臣怕再次出现吕氏专权的情况，便立代王刘恒为王。刘恒家的外戚是薄氏，大家觉得比较安全。于是刘恒即位，就是以后的汉文帝。
汉文帝即位的时候，地位并不稳定，因为刘氏诸王跟他的血缘关系很远，很容易发生叛乱。后来景帝即位，也存在着同样的隐患。所以，晁错在给景帝上书的时候写道：“汉高祖一统天下的时候，兄弟不多，几个儿子也比较年轻，分封的异姓王，血缘关系都是比较近的。他的大儿子齐肥王分到了七十二座城池；他的弟弟楚王刘交分封到四十座城池；他的侄子吴王刘濞（bì），拥有吴地五十多座城池。这三个王所拥有的土地就是天下的一半。算上后来分封的其他诸侯王，天下的土地就被占去了一大半。如今吴王刘濞因为他的儿子被陛下误杀一直称病不上朝，按法律这是要被处死的。您没有处死他，反而允许他可以不上朝。他不但没有悔过，反而更加骄横，甚至私自煮盐铸币，招兵买马阴谋叛乱。现在的局势是，削他的地，他要反；不削，他还是反。”
景帝采纳了晃错的建议，开始推行削藩政策。此事严重影响了诸侯王的利益，诸侯王强烈不满，于是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景帝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七国之乱”，使刘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严重打击。景帝还乘机收回各个诸侯国的支郡，规定这些支郡最终都归朝廷所有。同时，他又取消了一些王国的特权，比如自行任命官吏、自行征收赋税等。自景帝之后，中央设立国相，国相可以监察诸侯王，诸侯王只享有“衣食租税”的权力，就是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不得治理民政。从此以后，藩国的势力被严重削弱。景帝的削藩政策巩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
要治国平天下，懂得收权和放权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自如地收放权力，才能稳坐统治者的地位。“中略”详细解说了关于权力的施放与收回的问题。作为统治者，做到“区分德行，明察权变”极为重要。君主要有道德，有品行，有威严，要根据形势拿捏手中的权力，对“功高盖主”的人要“消灭”，夺取他的威严，废掉他的权力，并且赐予他丰厚的东西，让他心情愉快地接受这样的安排，这就是身为人君控制将帅的方略。当然，《三略》中也说到身为人臣要记得“明哲保身”这四个字，及时隐退才是上策，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
夫三皇无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礼赏有功，美而无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①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
《军势》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
《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军势》曰：“无②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
《军势》曰：“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
《军势》曰：“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
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③。
故圣王御世，观盛衰，度得失，而为之制；故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诛伐。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
圣人体天，贤者法地，智者师古④。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⑤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
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说其心。
夫人众一合而不可卒离，威权一与而不可卒移。还师罢军，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是谓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论驳也。存社稷罗英雄者，“中略”之势也；故世主秘焉。
①矩：规矩，法制。
②无：通“毋”。
③蹶（jué）：跌倒，摔倒。
④师古：以古为师。
⑤差：比较。
远古三皇为政的时候，没有任何言论，他们的教化却能四海流传，所以，天下的人也不知道将功劳归给谁。上古五帝，效法自然，既有说教，又立法令，使天下太平无事。君臣相互谦让，没有人争夺功劳，四海之内教化风行，平民百姓却不知道为什么天下会如此统一。所以，在当时驱使臣下不必礼请，也不必赏赐有功之人，君臣相处，完美和谐，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到了三王时代，管理天下百姓是用人与人之间相亲的常道，人们心悦诚服地受法律的约束，服从统一的管理。建立法规以防止世衰民乱，天下诸侯都来朝见天子，各项政务从不废弛。所以，虽然军队设有武装，但是并没有战争之患。君主信任大臣，大臣对君主也没有疑心，国家稳定，君主安全，大臣以国家利益为重，到时候功成身退，这也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政治。到了诸侯争霸的时代，主要以权术来驾驭士人，用信誉来团结士人，用赏赐来驱使士人。君主如果不守信用，士人就会疏远他；如果缺少了赏赐，士人就不会听从命令了。
《军势》上说：“军队出兵作战，关键在于将帅有专断的指挥能力；军队的进退如果都受到君主的干预，事情就难以成功。”
《军势》上说：“任用智者、勇者、贪者、勇者的方法：有智谋的人喜欢建功立业，勇敢的人喜欢实现自己的志向，贪财的人喜欢追求俸禄，愚钝的人会不顾惜性命。根据他们的性情来使用，这就是用人的微妙之术。”
《军势》上说：“不要让能说会道的人谈论敌方的长处，因为那样会迷惑军心；不要让仁慈的人主管财物，因为他会过多地施予财物而且渐渐靠近下边的人。”
《军势》上说：“要严禁巫祝，不能让他们为官吏、士人卜卦，占问军事上的祸福吉凶。”
《军势》上说：“任用侠义之士不能靠钱财。侠义之士是不会给不仁不义的人卖命的，明智的人也不会为昏庸无道的君主出谋划策。”
做君主的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他手下的大臣就会背叛他；不能没有威严，没有威严，就会丧失权力。做臣下的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就无法侍奉君主；不能没有威严，没有威严国家就会衰弱，但太威严了自己又会身遭败亡。
因此，圣明的君主统御天下，观察世道人心的盛衰好坏，审度施政用人的得失成败，从而制定相应的规章。所以，规定诸侯建有二军，方伯建有三军，天子建有六军。在天下大乱的时候，会相继发生叛离君主、逆行天道的事情；一旦君主的统治衰弱，连订立了盟约的诸侯国之间也会相互征伐。诸侯之间势均力敌，没有办法战胜对手，于是就延揽、笼络英雄豪杰，与民众同心同德，除此以外，还要运用机谋权变。因此，不精心筹谋策划，就无法决断嫌隙、判定猜疑；不运用奸诈出奇的手段，就无法破除奸贼、消灭敌寇；不采取隐秘的谋略，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圣人能够体察天道，后世贤人能够效法地道，今世智者能够以古为师。因此，《三略》这本书是为衰微时代作的：其中“上略”是阐明礼、赏的作用，分析奸诈之人与英雄豪杰的区别，阐述成败的道理；“中略”是比较德行的好坏，审度权谋的变化；“下略”是陈述道德大义，来详细察看安危之境，显示贼臣与贤士各自可能遭受的灾祸。所以，如果君主通晓“上略”，就能任用贤人、打败敌人；如果通晓“中略”，就能驾驭将帅、统率士众；如果通晓“下略”，就能明白世道盛衰的根源，审察治国的纲纪。
如果大臣通晓了“中略”，就可以明哲保身。高空的鸟被射死了，好的弓箭就会被收藏起来；敌对的国家灭亡了，谋臣也就快消失了。所谓的消失，不是杀掉他，而是夺取他的权威，废掉他的权力。在朝堂之上给他封赏，让他位极人臣，从而显示出他的功劳；在中原之地分封给他肥沃的土地，让他的家庭富有；把美女珍玩赐给他，让他心情愉悦。军队一旦编成，就不能仓促地解散；兵权一旦授予，就不能马上收回来。战争结束，将帅班师回朝，这正是君主权位面临危险的时候。所以要削弱他的地位，剥夺他的兵权，这是称霸的人控制将帅的方略。因此，称霸的人的行为是众说不一的。保存社稷，网罗天下英雄，这是“中略”所陈述的内容，历代君主对此都是秘而不宣的。
文中说《三略》中的“上略”是阐明礼、赏的作用，分析奸佞之人与英雄豪杰的区别，阐述成败的道理；“下略”是陈述道德大义，来详细察看安危之境，显示贼臣与贤士各自可能遭受的灾祸。而本篇所解析的“中略”则是分别阐述德行的好坏，审度权谋的变化，简而言之就是“区分德行，明察权变”八个字。这八个字对君、对臣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为人君主通晓“中略”，可以管理好江山社稷；为人臣者通晓“中略”，可以明哲保身，不遭到君主的残害。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士亡。”就是提醒身为人臣者要明察权变，在身居要职的时候适时隐退，不要贪恋权位。古时候很多名臣良将就是因为隐退不及时，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刘禹锡有诗云：“将略兵机命世雄，苍皇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说的就是上面的意思。臣子可以身居要职，但是千万不要触动君主的利益，功高盖主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
作为君主，在统治江山的时候要注意适当地放权，也要适当地收权。“中略”中说，战争结束，将帅班师回朝，这正是君主权位面临危险的时候。所以要找个恰当的时机削弱主帅的地位，逐渐夺取他的兵权，这是称霸的人控制将帅的方略。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局面，宋太祖赵匡胤便采取这种策略加强中央集权，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了将领们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的“杯酒释兵权”。通过此计，赵匡胤很好地集中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将士们也得到了高官厚禄。在此之前，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很多起，汉景帝削藩便是其中一件。
汉景帝即位后，继续推行汉初“与民生息”的政策，改田赋十五税一为三十税一。此外，他在位期间还做了一件大事，便是“削藩”，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汉景帝身边有一个叫晁错的大臣，为人刚正，敢于直言进谏，为汉朝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制定并且主持实施了许多积极的政策，很受景帝的宠信，被景帝称为“智囊”。景帝前元三年，晁错为了巩固大汉王朝的千秋大业，向汉景帝上书《削藩策》，极力主张削弱地方王国的势力，以此来维护汉王朝的统一。
晃错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有历史渊源的。这还要从西汉王朝的历史说起。
楚汉相争期间，刘邦为了能够尽快实现统一，分封了许多异姓王。后来，刘邦称帝，即汉高祖。他想方设法铲除了这些异姓王，又在这些异姓王的土地上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等为王。刘邦认为，秦朝之所以速亡是因为秦始皇没有分封土地给他的子弟，所以他吸取教训，大封刘氏宗亲为藩王。汉高祖还立誓：非刘氏子弟不王。
汉初的时候，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分封的同姓王跟刘邦的血缘关系很近，所以他们都能效忠朝廷。此时，诸侯王的分封确实起到了拱卫中央的作用。
高祖去世后，他的妻子吕后开始独霸朝政。她违背高祖当初的誓言，封吕家的子弟为诸侯王，而对于刘姓诸侯则控制甚严，甚至杀掉了其中某些诸侯王。
刘氏子弟对吕后的专权严重不满，他们觉得汉朝天下是刘家的，不是吕家的，容不得这个女人胡来。吕后死后，吕氏诸侯怕失去地位，于是聚兵准备发动政变。此时，刘家子弟对吕后多年专制统治的不满开始爆发。当时刘肥（刘邦长子）的二儿子朱虚侯刘章、三儿子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兄长刘襄起兵，灭掉吕氏子弟，事成之后，由刘襄继承皇帝之位。刘襄答应起兵。同时，大将军灌婴负责出击吕氏子弟。他们认为这样里应外合，时机一到肯定能将吕氏一举剿灭。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刘章与太尉周勃、大将军陈平协力消灭了吕氏势力。
按功劳，本来该立刘章为皇帝，但因为他的妻子是吕后的侄女吕鱼，群臣怕再次出现吕氏专权的情况，便立代王刘恒为王。刘恒家的外戚是薄氏，大家觉得比较安全。于是刘恒即位，就是以后的汉文帝。
汉文帝即位的时候，地位并不稳定，因为刘氏诸王跟他的血缘关系很远，很容易发生叛乱。后来景帝即位，也存在着同样的隐患。所以，晁错在给景帝上书的时候写道：“汉高祖一统天下的时候，兄弟不多，几个儿子也比较年轻，分封的异姓王，血缘关系都是比较近的。他的大儿子齐肥王分到了七十二座城池；他的弟弟楚王刘交分封到四十座城池；他的侄子吴王刘濞（bì），拥有吴地五十多座城池。这三个王所拥有的土地就是天下的一半。算上后来分封的其他诸侯王，天下的土地就被占去了一大半。如今吴王刘濞因为他的儿子被陛下误杀一直称病不上朝，按法律这是要被处死的。您没有处死他，反而允许他可以不上朝。他不但没有悔过，反而更加骄横，甚至私自煮盐铸币，招兵买马阴谋叛乱。现在的局势是，削他的地，他要反；不削，他还是反。”
景帝采纳了晃错的建议，开始推行削藩政策。此事严重影响了诸侯王的利益，诸侯王强烈不满，于是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景帝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七国之乱”，使刘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严重打击。景帝还乘机收回各个诸侯国的支郡，规定这些支郡最终都归朝廷所有。同时，他又取消了一些王国的特权，比如自行任命官吏、自行征收赋税等。自景帝之后，中央设立国相，国相可以监察诸侯王，诸侯王只享有“衣食租税”的权力，就是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不得治理民政。从此以后，藩国的势力被严重削弱。景帝的削藩政策巩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
要治国平天下，懂得收权和放权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自如地收放权力，才能稳坐统治者的地位。“中略”详细解说了关于权力的施放与收回的问题。作为统治者，做到“区分德行，明察权变”极为重要。君主要有道德，有品行，有威严，要根据形势拿捏手中的权力，对“功高盖主”的人要“消灭”，夺取他的威严，废掉他的权力，并且赐予他丰厚的东西，让他心情愉快地接受这样的安排，这就是身为人君控制将帅的方略。当然，《三略》中也说到身为人臣要记得“明哲保身”这四个字，及时隐退才是上策，免得招来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