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CHAPTE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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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秋天之后，上海的早晨就经常挂起雾来。迷蒙的天地在青灰色的天光里总是显得很凄惶。上海的经济仿佛也随着温度而冷了下来，虽然没有踩下刹车，但是之前恨不得把油门踩穿的劲儿，总算是卸下来了。
天塌下来，姚明扛；经济垮下来，房地产先扛。除了内环那些依然摆着“皇帝女儿不愁嫁”嘴脸的顶级楼盘依然坚挺之外，从中环到外环，然后再到郊区，和上海周边，所有的楼盘都仿佛被霜打了的叶子一样，蔫了。无数曾经高傲的房地产中介推销员，默默地摘下了他们手上的18K金腕表，脱下了脚上的鳄鱼皮鞋，换上NIKE或者PUMA的气垫运动鞋，纷纷冲向了高速公路，他们满脸视死如归、背水一战的表情，就差在头上绑一条白毛巾，腰里别一把剖腹刀了。——他们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们那身永远的灰色西装，无论何时他们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永远都是一件明显码数偏大的西装外加一条又宽又笨的丝绸领带勒住他们粗壮的脖子，也许他们踢足球、洗澡、游泳、蒸桑拿的时候，应该这样吧，随时都准备着从西装内袋里掏出名片递给你。就像那句老话，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你的真命天子，那么，同理，你也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你的潜在客户。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房产中介死命把名片塞给一个在路边系鞋带的红领巾——当然，他最后还是补了一句“记得把名片一定交给你爸爸”，否则我真的要怀疑这个世界了。
此刻这些中介们顶着秋老虎的太阳，在高架桥下汗流浃背地拦截着各种高级轿车，举着手上用毛笔和纸板做成的广告牌，上面写着类似“跳楼价楼盘，仅此一套”，“独栋别墅白菜价，白菜如今价更高”，“房主坐牢被抓，家人移民贱卖产权”，“小三抓奸在床，老婆贱卖豪宅”，“卖房养女”等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标语，有时候真心觉得他们手上举着的是TVB八点档连续剧的故事提纲。他们和街上要饭的乞丐看起来也没什么区别，都是对里面开车的人赔上无比谦卑的笑脸，然后小心翼翼地拍打着车窗。但有时候，开着高级车的人，往往只是司机而已。他们总是关紧了车窗，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国家调控出台，就仿佛一枚茅山道士的符咒一样，立刻就让无数按照草台班子标准搭起来的中介公司现了原形。他们已经不能高枕无忧地坐在办公室里，只需要打几个电话，发几个短信，钞票就仿佛吃了迷药的母鸡一样哗啦啦地就扇着翅膀往他们银行账户里钻。
几个月之前，满大街的房产中介店铺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大大小小地在上海所有缝隙里迅速滋生。而一阵秋风扫过，无数门面昨天还人声鼎沸，第二天就已经人去楼空，卷帘门拉下来的玻璃幕墙后面，可以看见内部满地的废纸，和翻倒的垃圾桶。
不仅仅是地产业，所有的行业都风雨飘摇。零售超市、连锁书店、电子产品、百货商场、蔬菜粮油、股票市场……唯一例外的就只有奢侈品行业了。LV门口永远排着长队，无论是山西开煤窑的老板夫人，还是本地省吃俭用，准备花三个月薪水买一只包包回家拿香炉供奉着的小白领，她们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所有奢侈品牌都在迫不及待地对外面公布他们的财务报表，第一季度增长了多少，第三季度盈利得更多，无数巨大的雪球从山顶轰隆隆地滚下来，它们越滚越大，碾碎了无数人的梦。
在这个秋天里，上海的经济生态仿佛持续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微弱地震，并不会天崩地裂，血肉横飞，但是所有人都在隐隐的轰鸣声里，惶恐度日。人们的脚底抓不紧地面，头皮绷紧的感觉让他们担心随时都会被抛向天空。
我们公司也一样。
《M.E》的广告总额下降了27%，销量下降了18%，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峻事态。当然，你不能指望人们在担心明天是否还能拿到薪水、后天超市的西红柿是否会变得比猪肉还贵的同时，还有心情拿出宝贵的时间悠闲地一边喝咖啡一边翻阅着文艺杂志——外滩艺术馆的展览关我屁事，几百年前欧洲的哪个作家曾经写过中国游记关我屁事，某种传统的民间工艺快要失传了关我屁事，哪个雕塑家在卢浮宫里开了展览关我屁事，哪个设计师在出柜之后就立刻出轨了关我屁事。
人们忙着活命，没有心思怡情。
我偶尔路过街边的报刊亭，发现不只是我们的杂志，另外还有大堆大堆卖不出去的时尚杂志花花绿绿地堆在地上，车轮和鞋子带起的灰尘把那些封面上明星们靠PS修饰得完美无瑕如同鸡蛋壳般的虚假面容，弄得灰头土脸，几近狼狈。
宫洺的脸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他总是紧绷着面容，人中拉得比伏地魔都长。要不是他的眉毛浓密漆黑、鼻梁挺拔英武，看起来离伏地魔的造型有点远的话，我真的要怀疑他随时都能从西装里掏出一根魔杖对着打瞌睡的员工念出一句“阿瓦达索命”来。
他不再有那么多空闲的时间去研究最新从西班牙过来的瓷器是不是值得下手收藏一套，也不再有心思不断指示我和Kitty满上海为他搜寻各种口味的咖啡。他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议，打不完的电话，看不完的文件。他的手机只要一空下来，就是连接着充电器的，否则在他一个电话平均四十五分钟的高耗电状态下，别说是iPhone了，就算换成电力强劲得简直像是使用了核电池一样的国产山寨机，我相信也一样垮棚。
而且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公司正在全力准备启动明年新增加的一本艺术类的杂志。本来在策划产品线的时候，正当《M.E》的高速增长期，那时候源源不断的客户资源和读者群，让公司对新的刊物有着足够的信心，在之前针对广告客户召开的内部招商酒会上，无数品牌的营销部门头子都挤破了头地想要将《M.E》旗下的新增刊物作为他们新的广告营销平台。然而，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整个天地仿佛都换了颜色，之前的朝阳红瞬间被刷成了黄瓜绿。当初所有财大气粗，恨不得直接拿几公斤重的成捆成捆的粉红色现钞砸到我们脸上的品牌厂商们，仿佛都像是被扎了眼儿的轮胎一样，不再蹦跶了。他们口中最高频率出现的对话也从“没问题，多少钱，我们投”，变成了“不一定，便宜点，再看看”。
因此，在整个上海都风雨飘摇，所有公司都在削减开销、缩紧战线的时候，我们却比谁都忙。甚至公司不仅没有裁员，反而为了即将到来的崭新刊物而组建了新的团队。别人对我们临渊羡鱼，然而我们冷暖自知。这究竟是世纪末日般的饮鸩止渴，还是釜底抽薪的背水一战，谁都说不清楚。大家都像是被突然赶上钢丝绳的小丑，战战兢兢地往前行走着，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以免全军覆没。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尽管公司还是维持着运营，没有从我们的薪水方面缩减开支，但是，在这个CPI指数就像是一个发烧的胖子胳肢窝下的温度计般猛蹿不止的时代，不加薪就等于是扣钱了。
就连Kitty最近也不再疯狂地购买高跟鞋了。要知道，她以前最羡慕的就是蜘蛛了，她一度想要在肩膀上弄一个蜘蛛的文身，面对我的困惑，她说：“因为它有八只脚啊！每天能穿四双不同的高跟鞋！”我讽刺她：“那你去羡慕蜈蚣好了！”她严肃地拒绝了我的提议：“不行，那我会破产。”公司甚至有人开始带盒饭来上班了——要知道在以前，《M.E》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不吃饭的人，比如Kitty为首的那帮死瘦子，一种是只要吃饭就可以开发票报销的人，比如以顾源、顾里为首的那帮死总监。既然做不成穿金戴银的饿死鬼，那么至少也别变成皮包骨头的穷光蛋吧——多吃一点，至少气色看起来红润，面相不至于格外带衰。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过得捉襟见肘。总有一些人，是上帝的宠儿。我以前一直将这个标签贴在宫洺、崇光，或者顾源、顾里身上。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把这个词语放在南湘头上。她可以是“薄命的红颜”，可以是“悲伤的灰姑娘”，可以是“空谷幽兰谁人知”，可以是“空山关外清弦月”，但她怎么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上帝的宠儿”。可我错了。南湘对艺术品市场的了解和她自身对艺术知识的强大储备，让她在新杂志的筹备过程中如鱼得水。在近乎完美地完成了几项统筹工作之后，她就已经从美术助理晋升为美术主管，然后前几天，我刚刚听说她变成了新杂志的运营总监。她就是那条翻身的咸鱼，她就是洛阳的贵纸，她就是那条跃过了龙门的鲤鱼，大摇大摆地从浦东游到了浦西——更何况她背后有一个掌握着公司一大把股份的男朋友作为坚强后盾。
进入《M.E》已经三年多的我，现在行政级别比南湘还要低。尽管我和Kitty都算是特例，手上的隐形权限非常地大，毕竟我们都是皇帝身边的人，就算吹不了枕边风至少也能嚼舌根。但是在台面上，南湘是凌驾在我们之上的——至少叶传萍召开的每周例会上，有属于她的一把椅子，而我，只有在宫洺需要咖啡的时候，才有资格推开那扇紧闭的大门。
每一周，我都端着一杯咖啡，在众人无视我存在的目光下，走进那间会议室，领受为我特别定制的羞耻。我从来不敢抬起眼睛朝南湘看过去，因为我不知道迎面而来的眼神，究竟会带着什么情绪。我也不敢看向顾里，因为我知道她眼里一定会是，充满同情的目光。
我更加不想去看顾源，不管他眼神里对我是什么情绪，我都不想看。我恨死他了。
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没有太多的惊喜，也没有太多的悲伤。因为我们几个人只要不在一起，似乎上帝也没有了看戏的欲望，我们的生活仿佛从钱塘江大潮一样波涛翻滚的状态，终于变成了死海一样的波澜不惊。我，南湘，顾里，顾源，我们四个维持着这样每天抬头不见低头也不见的生活，尽管我们每天几乎有八个小时，都在同样一个四面围墙的空间里活动着，有时候距离近到彼此都能闻见对方身上的香水气味。
这段日子里，有线电视台又开始重新播放起了《老友记》，我们几个当年都是《老友记》的死忠粉丝。但是美国已经播放到了第六季的时候，上海才刚刚开始引进第一季，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网上资源，更没有层出不穷的牛逼字幕组，也没有现在动不动就10M、20M的光纤带宽供人们下载720p甚至1080p动辄三四个G的高清视频。我们对美剧的认识还停留在电视台的配音演员们熟悉的声音上。我还记得当初上海有线收费台在2006年《老友记》第十季最后一集播出的时候，我们四个买了几大瓶可乐，三大桶肯德基的全家桶外卖，我们抱着一床巨大的被子一起挤在顾里的床上共同欣赏那个万人期待的大结局——几年过去之后，我们才知道，当我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欣赏着最后的落幕时，其实这个时刻迟来了两年，在大洋彼岸，《老友记》早就在2004年就迎来了最后的谢幕。
而时间行进到了2010年，人们似乎又开始怀旧了。小时候记忆里的五颜六色的平面机器人，变成了3D的《变形金刚》，它们用炸药和激光横扫了全世界的票房；我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看的第一本《哈利？波特》，终于迎来了电影版最后一部的欷歔高潮，当年在课桌里塞着书一边两眼放光饥渴阅读，一边幻想着自己也能够挥舞着魔杖的小兔崽子们，现在也纷纷在微博上议论着罗恩长残了，斯内普亮了，哈利？波特的儿子长得像马尔福；当年刚刚懂得什么是时尚什么是性的女大学生们疯狂迷恋的《欲望都市》，也开始拍起了电影，里面几个女主角的岁数加起来超过了两百岁，但这丝毫不能阻挡她们利用人们对岁月的缅怀而疯狂地敛财，电影的进步不仅仅在于可以用CG幻化出阿凡达或者蓝精灵，也在于可以把五十岁的莎拉？杰西卡？帕克拍得看起来依然是我们记忆里的三十九岁的凯莉，当然，肉毒杆菌也帮了大忙。
此刻，连《老友记》也翻出来重新播放了。不过好在它依然停留在当初的样子，而没有整出一个什么最新季或者电影版出来。
那天我无意中网上闲逛，看见当初几个主演们目前的状况，似乎都不怎么乐观，虽然大家都还在纷纷拍电视电影，但人们却不再愿意为他们停留下手中的遥控器了。
我盯着网页屏幕发呆，这多像是我们啊。
曾经我们四个聚在一起，似乎就能掀翻上海滩，搞垮南京路，而此刻我们分开了，就纷纷被打回原形，变成了再平凡不过的路人。就像是每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歌唱组合，在解散单飞之后，就迅速地被人们遗忘。
我甚至也渐渐习惯了巨大的别墅里只有我和顾里两个人的生活。没有了唐宛如和南湘，我和顾里的聊天也渐渐少了，而且最近的她也变得神秘兮兮的，经常神龙见首不见尾。不光是经常在别墅里看不到她，有时候在公司也看不到她。
但是经常我送文件或者咖啡给宫洺的时候，却能够看见她坐在宫洺办公桌对面的那把椅子上和他低声地交流着什么。大部分时候看起来，都是很正常的工作交流，顾里拿着手上厚厚一叠对宫洺喋喋不休地汇报着各种财务项目的情况，看上去和新闻联播里那些对着提字器一脸苦大仇深的女主播没什么区别，而宫洺只负责两件事：摇头，或者点头。
只有一次，我看见顾里和宫洺争吵了起来，我推开门的时候正好看见顾里拍着桌子站起来的样子，我被她面红耳赤的激动模样吓了一跳，手上的咖啡泼出一半在宫洺白色的地毯上，当时我觉得宫洺的眼珠子都变白了，他二话不说刷地拉开了抽屉，感觉像是要拿枪，又像是要拿魔杖对我“阿瓦达索命”，但他飞快地丢了一张吸水毛巾过来，伸出他修长的手指指着地上那摊污渍哆嗦着嘴唇，激动得像要休克过去了。
我趴在地上用力地擦着地毯，但是我的好奇之心和八卦之耳却在全范围地捕捉着各种蛛丝马迹。但是顾里却什么都没说，转身沉着脸出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的其他时间，我们都相处得异常平静。只要晚上我们俩都没事儿，我们就会挤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起看《老友记》的重播。顾里把她卧室那张雪白的巨大皮草毯子拖出来，裹在我们两个身上——那条毯子是她在成为《M.E》的财务总监之后第二天，她冲去恒隆五楼的一家寝具用品店里买的，当她回家把这张仿佛能够包裹进十个唐宛如般巨大的皮草毛毯铺开的时候，我一不小心瞄到了标签上还没来得及撕下来的价格，“我靠！一床被子而已啊！一万二！你要死啊你！”我尖叫着招呼唐宛如和南湘过来，共同抨击顾里的资本主义不正之风。顾里冲我翻了个白眼，把雪白的毯子朝身上一裹：“你少看了一个零。”她的话音刚落，唐宛如和南湘两个禽兽就已经身手矫健地钻进毯子里去了，她们三个裹在毛茸茸的皮草里，看起来就像是森林里的两个仙子和一个女兽人。
而现在巨大的毛毯有一大半掉在沙发下面的地毯上，我和顾里只需要一半大小就足够我们裹得风雪不透了。
平静的生活里偶尔还是会有惊悚的事情发生的。就像再平静的池塘，也偶尔会有一只蚂蚱从草丛里跳河自尽。
有天晚上我下班刚到家，刚打开门，迎面一个长发过腰的纤细背影站在走廊里面对着我，我手上的钥匙一滑，掉在地上一声脆响，“南湘？”我下意识地呼唤着，喉管里陡然一阵酸楚的胃液往上涌。
然而那个长发女子转过头来，却是耗子精顾里，她抚摸着自己刚刚弄上去的一顶假发，媚眼如丝地对我说：“林萧，看老娘这个样子，觉不觉得我应该去葬个花或者刺个绣什么的？”我压抑下刚刚狂乱的心跳，说：“你应该去找个道士收个惊。”
我一边换拖鞋，一边说：“你弄得这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你是要去新版《倩女幽魂》的首映礼上演聂小倩么？我可告诉你，听说那货在电影里可时尚了，就算在荒郊野岭，也每天拖着礼服长裙到处跑。而且她整天吃糖，也不怕发胖，更不怕被多余的糖分造成肌肉糖化作用产生皱纹，你不要被她活活气死。”
顾里抓起后腰的头发，用力朝右边肩膀一甩，看起来就像是云南那边围着火把不断甩头的少数民族：“不，我是要去参加一个洗发水品牌邀请的晚宴，我准备把他们拿下，凭我这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他们怎么说也得买上半年的广告版面吧！”说完，又把头发往左边一甩，于是，一个花瓶惊恐地从置物架上摔下来，碎了。
我：“……”
顾里：“……”
快要出门的时候，顾里还是跑进卫生间，把那顶惊悚的假发摘了，倒腾了十几分钟之后，就恢复了维多利亚贝嫂的模样，她自己也承认，冷不丁地在街上撞见这么一个长发如云的女子，确实会倒吸一口凉气（以便让自己不要轻易殴打她）。她一边对着镜子整理着妆容，一边不经意地说了句：“要是南湘在就好了，她那一头招魂幡随便甩一甩撩一撩，应该就能忽悠对方把半本杂志都买下来吧。”
我看着顾里的背影，不知道该接什么。我的沉默也让顾里意识到了自己刚刚语气里对南湘的怀念，她几乎不提到南湘的。但她显然不准备在这个话题上和我聊下去了。
但我想，我说：“顾里，过了这么久，你心里有没有觉得对不起她？”
顾里从镜子里找到我的脸，她望着我的眼睛说：“哪个他/她？你指的是谁？”
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因为我脑子里，突然闯进好多个他，她，她，他。
谁又对得起谁呢。
其实我知道顾里心里的难过。这么大一群人，说散就散了，换了任何人也扛不住。谁都没扯下脸来主动联系谁，似乎大家都在竭尽全力地企图证明自己的生活里，没了谁都能一样活。
于是大家也就这么活着，一天一天的，看起来也挺像那么回事儿。
只是有时候晚上我起床披着毛毯上厕所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听见顾里房间传来的叹气的声音。我站在她卧室的门口，静静地停留两三分钟，然后再手脚冰凉地回到自己的被窝里去。
秋天的上海，一到夜晚，就是无处不在的湿漉漉的冷，像从冰箱里抓了一把沙子，撒进人的骨头缝隙里。
这段日子里，唯一值得开心的事情，我和崇光相处的时间变得多了起来。一方面，宫洺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作为主要负责他私人生活部分的我，就不再忙得那么鸡飞狗跳了，他用到Kitty的时间远远多于用到我的时间，甚至他和南湘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都比我要多。另一方面，由于我的私人生活关系从之前的一堆蜘蛛网般的结构瞬间简化成一条线段，我在这一头，顾里在那一头，我俩就像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每天无聊且重复地蹦跶着。
因此我空出来好多好多的时间。我终于可以把以前没有机会和他一起做的事情给一件一件地做了。
我和他一起去世纪公园骑双人自行车，和很多老百姓与游客们一起看湖面那个号称上海最大的喷泉表演，然后又站在桥上朝湖里的锦鲤撒面包屑，然后欣赏着壮硕如同禽兽般的红红黑黑的鲤鱼密密麻麻地翻涌着，崇光笑得很邪恶，他一边拍手一边说：“哎呀，应该拍下来发给宫洺看，保证他立刻跳到办公桌上抓着耳朵尖叫，‘来人哪！’”
我顺着他的描述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忍不住笑得差点栽进水里。我刚想表扬他形容得精准而又到位，却突然想起，他以前可是全国最红销量最高的畅销书作家啊。那一刻，我感觉极其别扭，我突然感觉面前站着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人，我爱他英俊高大的外貌，爱他金发碧眼的欧洲面容，爱他穿着各种顶级成衣走在天桥上被疯狂的闪光灯捕捉下来的魅惑之影。然而曾经我深深迷恋的，他那散发着草木芬芳的温柔灵魂，却在这幅崭新的皮囊里越沉越深，我几乎快要捕捉不到过去的他了。
有一天，我们两个在电影院里看一个恋爱故事，荧幕上的男女主角终于在吵吵闹闹分分合合之后，走在了一起。女孩子满脸幸福地收拾着自己的行李，因为她第二天就要搬去和男主角一起生活了。荧幕上的画面突然击中了我，记忆里，南湘的影子突然闪进我的脑海，那一天，她也是这样，整个人都轻轻地发着光，她的目光里闪动着喜悦，闪动着憧憬。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新生活的样子，她对过去毫无眷恋的样子，她对我们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视若无睹的样子，深深地刺痛了我。
一双温暖的手掌放到了我的手背上，我深呼吸了一口，黑暗的电影院里没人看得到我红血丝的眼睛。
崇光俯过身子，他在我耳边，用他低沉而又迷人的声音对我说：“林萧，你搬到我家，和我一起住吧。试试看，好么？”他呼吸里的荷尔蒙芬芳，仿佛一把锋利的剪刀，将我的所有理智都剪成了碎片。
然而，当那些碎片纷纷扬扬地在我脑海里吹起浪漫的雪花时，我突然发自潜意识地说了一句话，那句话仿佛是我唯一残存的理智，又或者像是出自我的本能，崇光听完后，突然愣住了，他不由自主地放开了我的手。其实我明白他的惊讶，我的话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如果换了是我，听到对方一句这么莫名其妙的回答，我也会和他一样不知所以。
我当时脱口而出的是：“那顾里怎么办？”
“什么叫我怎么办？”顾里那双尖头高跟靴子刚刚穿上了一只，就迫不及待地直起身子把另外一只靴子拿在手上，她把靴子的尖头抵在我的喉咙上，仿佛是徐克武侠电影里的女刺客，但是她一高一低的样子却像是贾樟柯农村题材电影里的瘸子，“林萧，我警告你，我不搞同性恋！你对我死了这条心吧！”
说完，她把另外一只靴子麻利地穿好，立刻比我又高了12cm，她刚刚低垂下她那刷得又浓又黑的睫毛，想要站在更高的层面继续训斥我的时候，我一把抱住了她。
那是我今年，哭得最久的一次。我的鼻涕毁掉了顾里的一件细山羊绒短毛大衣。
我搬去了崇光之前居住在苏州河边上的那个酒店公寓。
我走进熟悉的大堂，熟悉的楼道，按下熟悉的十八楼的电梯按钮，走进熟悉的门。
我脑子里不断地闪回着当年我穿着廉价的运动帽衫，背着单肩包，踩着三叶草球鞋坐在走廊里等着崇光交稿的片段。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酒店公寓里的住客来了又走，去了又回，无数的旅人驻足之后又出发前往新的人生。
而我，又重新回到了这里。
房间的家居摆设看起来完全没有变化，西班牙皇室专用的品牌床垫依然被他随随便便地放在地板上，床上还是他洁癖般偏爱的白色床单和被子枕头，地板上散落着的各种文艺杂志和画册依然能够证明他还保留着当初的审美和阅读趣味，而没有彻底沦为一个肌肉发达、头脑空虚的性感模特。唯一不同的是阳台上放了几株绿色的植物，其中有一棵冲着夕阳小心翼翼地开出了一朵米白色的花。
我在夕阳混沌的光影里，恍惚中像是看见了曾经的崇光，他一头黑发，穿着干净的白T恤坐在地板上打着《光环》，等离子电视机里显示着炸药横飞、枪林弹雨的画面，他听见我的脚步声，于是在昏黄的空气里转过头来，冲我笑了笑，漆黑的眉眼像是中国画里的黑墨，描绘勾勒般鲜明俊朗，他整齐的牙齿和柔软的嘴唇依然是记忆里的模样，他乱糟糟的黑发看起来有种蓬松的活力。他朝我张开手臂，招呼我过去：“小助理，你又来催稿啦？你得先陪我打一盘游戏哦。”
我转过身，把脸埋进现在金发碧眼、肌肉健硕的陆烧的胸怀里。
迎面而来的旧时光景，将我击溃成一盘散沙。
他的手在我后背上轻轻地拍打着，仿佛和着空气里某种听不见的旋律。
那种感觉，那种仿佛沉浸在旧梦中无法苏醒的感觉，又来了。
周末的时候，崇光去北京拍一个平面广告去了。我在家里煮咖啡。整个屋子里弥漫着暖洋洋的咖啡香，这种带着炭烧的气味，驱走了秋日的寒意，我隔着玻璃窗，眺望着脚下在夜色里波光粼粼的苏州河。
两年前，苏州河的这边是世贸广场和来福士，几乎是整个上海除了外滩和东方明珠之外，人最多最闹腾的市中心，无数摩天大楼在这里扎堆，无数地铁线路在地下彼此争夺、仿佛昆虫铸造起复杂的巢穴。但一河之隔的对岸，却只是一片低矮破旧的棚户区，每一场大雨过后，都会有几处的墙壁开裂或者屋顶崩塌，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陆续地搬离了这里，只剩下一些无法离开的老人们，孤独地守候着这一片寂静的河湾。
然而，当政府将这一片区域做出规划之后，这个优美的河湾有了新的名字：苏河湾。于是，在规划出台几个月之后，这个区域连续诞生了三个地王。随后的时间里，无数让世人咋舌的规划连续出台，这一片区域，正式成为未来五年上海市中心的高端商务规划区。曾经的那些古老破败的仓库，全部都会变成顶级的画廊或者艺术家工作室，规划中的高级酒店，顶级河畔官邸，奢侈品中心……无数纸醉金迷的纸上蓝图，和对岸已经成形的外滩源顶级地段遥相呼应着。
曾经离去的年轻人，又纷纷回到了这里，他们把户口又重新迁入了留守老人的户口本上，等待着拆迁时巨额天文数字的赔偿。
河对岸已经拔地而起的大悦城即将开业，巨无霸般的商业体量很快就会将这一块不毛之地变得炙手可热。旁边几块已经拆迁干净等待建设的地块，散发着逼人的气场，不久的将来，这里就将是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
岁月就是这样，一年一年地把上海的外貌改变着，众神们的大手，拿着各种各样的彩妆刷，给上海换上让人眼花缭乱的勾人卖相。
我看着苏州河上此刻被耀眼外景装饰灯光照耀着的十几座造型各异的桥梁，几年前，它们还是一副破败陈旧的模样，仿佛随时都会断成几截，掉进河里，很少有人敢从它们上面经过，它们孤零零地沐浴在风雪里一年又一年。而现在，它们被加固重构，被修葺如旧，它们带着重振荣耀的贵族遗孤的气息，把这条曾经浑浊如今清凉的河道，变得充满了古典风情。
我们都想停留在青春的花园里，但世界却朝前迈着巨大的步子，它不会为任何人停下它的脚步。
窗外下起了雨，开始的时候，只是丝丝冰凉的绣花针，被霓虹的光晕所笼罩的上海，突然变得一片迷蒙，天空里仿佛纷飞着大群大群细密的白色绒毛，但渐渐地，雨水开始汹涌起来，完全不像秋天的雨，却像是夏日里台风带来的强烈降水。窗户的玻璃被雨点打得噼里啪啦直响。
我被雨声惊醒，却发现自己不是在苏州河畔的酒店公寓里，我躺在南京西路的别墅里自己曾经的房间床上。房间里开着暖气，空气里有浓郁的咖啡气味。有谁在煮咖啡么？我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我来了多久了？
我疑惑地翻身起床，朝楼下的客厅里走去。路过顾里的卧室，门开着，我朝里面探头看了看，没人，被子铺在床上平整的样子，看上去没有人用过。我抬起手，看了看时间，已经晚上十二点多了，顾里还没回来？
我走到客厅的时候，看见了顾里，她背对我坐在沙发上，正在茶几上整理着什么，看起来像是在弄文件，又像是在写东西。我小声地叫了叫她，她没有理我。
我才发现客厅的窗户都开着，巨大的雨声把我的声音都吞没了。窗外的水汽与夜晚的寒意，都纷纷涌进客厅来。顾里只穿着一件薄薄的丝绸睡衣，我提高了一点声音叫她：“顾里，你冷不冷啊，我去拿条毯子给你啊？”
她还是没有理我。但她却站了起来，看上去好像手上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她转过头，扫视了一下客厅，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钟，然后又淡然地挪走了。她用仿佛检阅着一座遗迹般谨慎而又充满缅怀的目光将这个大屋子一寸一寸看了个遍，然后她朝大门口走去，我才看到早就已经摆在门口的两个巨大的旅行箱。
“你要去哪儿？”我有点慌了，声音听上去在发抖，“顾里，你到底怎么了？”
她转过身，指了指茶几上，我顺着她的手势看过去，茶几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我们四个人从小到大的照片，黑白的，彩色的，一寸的，大画幅的，铺满了整个茶几。最大的一幅是我们四个人的毕业学士服照片，照片上的顾里头上戴着一个学士帽，手上还拿了一个别人的——她要以如此高调的暴发户造型，告诉世人“老娘是双学士”。
当我再转回头来的时候，顾里已经不见了。
我就是这时，从梦境里挣扎着醒来的。我的胸膛在剧烈地起伏，脑子里一片混沌的涨痛。周围依然是白色的简约装修基调，窗外大部分的灯都灭了，苏州河没有了波光粼粼，仿佛变成了一条深不见底的漆黑峡谷。
但是窗外是干燥的秋风，没有任何雨水。
我摸过手机，亮起的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12：22。
我才发现，刚刚的梦让我后背出了一身细密的汗。我从衣柜里翻出干净的衣服换上，然后打了个电话给顾里，我被梦境里无比扭曲诡异的氛围搞得有点害怕。
我是打到南京西路的别墅座机上的，但是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
我又开始打顾里的手机，电话持续地响着，我在一声一声等待音中渐渐变得不安而焦躁起来。我迅速穿上衣服裤子，抓起钱包就往楼下跑。
凌晨时分的南京西路依然车水马龙。两边的楼宇依然被城市景观灯光包裹着，看起来比白天美得多。有着古老花纹装饰的外墙立面，在光线里透着一种慑人的岁月之美。然而，我无心观赏，我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一路心急火燎地催促着司机用力踩着油门，朝南京西路的别墅飞驰而去，我已经不停地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但都没有人接听。
当我快速地冲进小区，走到熟悉的那栋老房子门口时，我心里一个恐惧的黑色影子陡然膨胀开来变成一只湿淋淋的蛇怪，瞬间吞噬了我。
别墅的大门敞开着，里面没有灯光，没有动静。
我冲进屋子，按亮了所有的灯。我大喊着：“顾里，顾里！”
我的声音沙哑而又颤抖。
我从三楼一路找下来，每一间房间，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一个柜子都拉开来了。
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目光落在客厅的那个黑檀木大茶几上。上面堆满了无数的文件，这和梦境里的场景有着一种怪异的相似。
我勉强镇定地倒了一杯水给自己，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
我等待着顾里。
时间一分一秒无声地流逝着，我在寂静的等待里，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起来。
进入秋天之后，上海的早晨就经常挂起雾来。迷蒙的天地在青灰色的天光里总是显得很凄惶。上海的经济仿佛也随着温度而冷了下来，虽然没有踩下刹车，但是之前恨不得把油门踩穿的劲儿，总算是卸下来了。
天塌下来，姚明扛；经济垮下来，房地产先扛。除了内环那些依然摆着“皇帝女儿不愁嫁”嘴脸的顶级楼盘依然坚挺之外，从中环到外环，然后再到郊区，和上海周边，所有的楼盘都仿佛被霜打了的叶子一样，蔫了。无数曾经高傲的房地产中介推销员，默默地摘下了他们手上的18K金腕表，脱下了脚上的鳄鱼皮鞋，换上NIKE或者PUMA的气垫运动鞋，纷纷冲向了高速公路，他们满脸视死如归、背水一战的表情，就差在头上绑一条白毛巾，腰里别一把剖腹刀了。——他们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们那身永远的灰色西装，无论何时他们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永远都是一件明显码数偏大的西装外加一条又宽又笨的丝绸领带勒住他们粗壮的脖子，也许他们踢足球、洗澡、游泳、蒸桑拿的时候，应该这样吧，随时都准备着从西装内袋里掏出名片递给你。就像那句老话，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你的真命天子，那么，同理，你也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你的潜在客户。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房产中介死命把名片塞给一个在路边系鞋带的红领巾——当然，他最后还是补了一句“记得把名片一定交给你爸爸”，否则我真的要怀疑这个世界了。
此刻这些中介们顶着秋老虎的太阳，在高架桥下汗流浃背地拦截着各种高级轿车，举着手上用毛笔和纸板做成的广告牌，上面写着类似“跳楼价楼盘，仅此一套”，“独栋别墅白菜价，白菜如今价更高”，“房主坐牢被抓，家人移民贱卖产权”，“小三抓奸在床，老婆贱卖豪宅”，“卖房养女”等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标语，有时候真心觉得他们手上举着的是TVB八点档连续剧的故事提纲。他们和街上要饭的乞丐看起来也没什么区别，都是对里面开车的人赔上无比谦卑的笑脸，然后小心翼翼地拍打着车窗。但有时候，开着高级车的人，往往只是司机而已。他们总是关紧了车窗，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国家调控出台，就仿佛一枚茅山道士的符咒一样，立刻就让无数按照草台班子标准搭起来的中介公司现了原形。他们已经不能高枕无忧地坐在办公室里，只需要打几个电话，发几个短信，钞票就仿佛吃了迷药的母鸡一样哗啦啦地就扇着翅膀往他们银行账户里钻。
几个月之前，满大街的房产中介店铺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大大小小地在上海所有缝隙里迅速滋生。而一阵秋风扫过，无数门面昨天还人声鼎沸，第二天就已经人去楼空，卷帘门拉下来的玻璃幕墙后面，可以看见内部满地的废纸，和翻倒的垃圾桶。
不仅仅是地产业，所有的行业都风雨飘摇。零售超市、连锁书店、电子产品、百货商场、蔬菜粮油、股票市场……唯一例外的就只有奢侈品行业了。LV门口永远排着长队，无论是山西开煤窑的老板夫人，还是本地省吃俭用，准备花三个月薪水买一只包包回家拿香炉供奉着的小白领，她们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所有奢侈品牌都在迫不及待地对外面公布他们的财务报表，第一季度增长了多少，第三季度盈利得更多，无数巨大的雪球从山顶轰隆隆地滚下来，它们越滚越大，碾碎了无数人的梦。
在这个秋天里，上海的经济生态仿佛持续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微弱地震，并不会天崩地裂，血肉横飞，但是所有人都在隐隐的轰鸣声里，惶恐度日。人们的脚底抓不紧地面，头皮绷紧的感觉让他们担心随时都会被抛向天空。
我们公司也一样。
《M.E》的广告总额下降了27%，销量下降了18%，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峻事态。当然，你不能指望人们在担心明天是否还能拿到薪水、后天超市的西红柿是否会变得比猪肉还贵的同时，还有心情拿出宝贵的时间悠闲地一边喝咖啡一边翻阅着文艺杂志——外滩艺术馆的展览关我屁事，几百年前欧洲的哪个作家曾经写过中国游记关我屁事，某种传统的民间工艺快要失传了关我屁事，哪个雕塑家在卢浮宫里开了展览关我屁事，哪个设计师在出柜之后就立刻出轨了关我屁事。
人们忙着活命，没有心思怡情。
我偶尔路过街边的报刊亭，发现不只是我们的杂志，另外还有大堆大堆卖不出去的时尚杂志花花绿绿地堆在地上，车轮和鞋子带起的灰尘把那些封面上明星们靠PS修饰得完美无瑕如同鸡蛋壳般的虚假面容，弄得灰头土脸，几近狼狈。
宫洺的脸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他总是紧绷着面容，人中拉得比伏地魔都长。要不是他的眉毛浓密漆黑、鼻梁挺拔英武，看起来离伏地魔的造型有点远的话，我真的要怀疑他随时都能从西装里掏出一根魔杖对着打瞌睡的员工念出一句“阿瓦达索命”来。
他不再有那么多空闲的时间去研究最新从西班牙过来的瓷器是不是值得下手收藏一套，也不再有心思不断指示我和Kitty满上海为他搜寻各种口味的咖啡。他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议，打不完的电话，看不完的文件。他的手机只要一空下来，就是连接着充电器的，否则在他一个电话平均四十五分钟的高耗电状态下，别说是iPhone了，就算换成电力强劲得简直像是使用了核电池一样的国产山寨机，我相信也一样垮棚。
而且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公司正在全力准备启动明年新增加的一本艺术类的杂志。本来在策划产品线的时候，正当《M.E》的高速增长期，那时候源源不断的客户资源和读者群，让公司对新的刊物有着足够的信心，在之前针对广告客户召开的内部招商酒会上，无数品牌的营销部门头子都挤破了头地想要将《M.E》旗下的新增刊物作为他们新的广告营销平台。然而，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整个天地仿佛都换了颜色，之前的朝阳红瞬间被刷成了黄瓜绿。当初所有财大气粗，恨不得直接拿几公斤重的成捆成捆的粉红色现钞砸到我们脸上的品牌厂商们，仿佛都像是被扎了眼儿的轮胎一样，不再蹦跶了。他们口中最高频率出现的对话也从“没问题，多少钱，我们投”，变成了“不一定，便宜点，再看看”。
因此，在整个上海都风雨飘摇，所有公司都在削减开销、缩紧战线的时候，我们却比谁都忙。甚至公司不仅没有裁员，反而为了即将到来的崭新刊物而组建了新的团队。别人对我们临渊羡鱼，然而我们冷暖自知。这究竟是世纪末日般的饮鸩止渴，还是釜底抽薪的背水一战，谁都说不清楚。大家都像是被突然赶上钢丝绳的小丑，战战兢兢地往前行走着，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以免全军覆没。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尽管公司还是维持着运营，没有从我们的薪水方面缩减开支，但是，在这个CPI指数就像是一个发烧的胖子胳肢窝下的温度计般猛蹿不止的时代，不加薪就等于是扣钱了。
就连Kitty最近也不再疯狂地购买高跟鞋了。要知道，她以前最羡慕的就是蜘蛛了，她一度想要在肩膀上弄一个蜘蛛的文身，面对我的困惑，她说：“因为它有八只脚啊！每天能穿四双不同的高跟鞋！”我讽刺她：“那你去羡慕蜈蚣好了！”她严肃地拒绝了我的提议：“不行，那我会破产。”公司甚至有人开始带盒饭来上班了——要知道在以前，《M.E》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不吃饭的人，比如Kitty为首的那帮死瘦子，一种是只要吃饭就可以开发票报销的人，比如以顾源、顾里为首的那帮死总监。既然做不成穿金戴银的饿死鬼，那么至少也别变成皮包骨头的穷光蛋吧——多吃一点，至少气色看起来红润，面相不至于格外带衰。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过得捉襟见肘。总有一些人，是上帝的宠儿。我以前一直将这个标签贴在宫洺、崇光，或者顾源、顾里身上。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把这个词语放在南湘头上。她可以是“薄命的红颜”，可以是“悲伤的灰姑娘”，可以是“空谷幽兰谁人知”，可以是“空山关外清弦月”，但她怎么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上帝的宠儿”。可我错了。南湘对艺术品市场的了解和她自身对艺术知识的强大储备，让她在新杂志的筹备过程中如鱼得水。在近乎完美地完成了几项统筹工作之后，她就已经从美术助理晋升为美术主管，然后前几天，我刚刚听说她变成了新杂志的运营总监。她就是那条翻身的咸鱼，她就是洛阳的贵纸，她就是那条跃过了龙门的鲤鱼，大摇大摆地从浦东游到了浦西——更何况她背后有一个掌握着公司一大把股份的男朋友作为坚强后盾。
进入《M.E》已经三年多的我，现在行政级别比南湘还要低。尽管我和Kitty都算是特例，手上的隐形权限非常地大，毕竟我们都是皇帝身边的人，就算吹不了枕边风至少也能嚼舌根。但是在台面上，南湘是凌驾在我们之上的——至少叶传萍召开的每周例会上，有属于她的一把椅子，而我，只有在宫洺需要咖啡的时候，才有资格推开那扇紧闭的大门。
每一周，我都端着一杯咖啡，在众人无视我存在的目光下，走进那间会议室，领受为我特别定制的羞耻。我从来不敢抬起眼睛朝南湘看过去，因为我不知道迎面而来的眼神，究竟会带着什么情绪。我也不敢看向顾里，因为我知道她眼里一定会是，充满同情的目光。
我更加不想去看顾源，不管他眼神里对我是什么情绪，我都不想看。我恨死他了。
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没有太多的惊喜，也没有太多的悲伤。因为我们几个人只要不在一起，似乎上帝也没有了看戏的欲望，我们的生活仿佛从钱塘江大潮一样波涛翻滚的状态，终于变成了死海一样的波澜不惊。我，南湘，顾里，顾源，我们四个维持着这样每天抬头不见低头也不见的生活，尽管我们每天几乎有八个小时，都在同样一个四面围墙的空间里活动着，有时候距离近到彼此都能闻见对方身上的香水气味。
这段日子里，有线电视台又开始重新播放起了《老友记》，我们几个当年都是《老友记》的死忠粉丝。但是美国已经播放到了第六季的时候，上海才刚刚开始引进第一季，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网上资源，更没有层出不穷的牛逼字幕组，也没有现在动不动就10M、20M的光纤带宽供人们下载720p甚至1080p动辄三四个G的高清视频。我们对美剧的认识还停留在电视台的配音演员们熟悉的声音上。我还记得当初上海有线收费台在2006年《老友记》第十季最后一集播出的时候，我们四个买了几大瓶可乐，三大桶肯德基的全家桶外卖，我们抱着一床巨大的被子一起挤在顾里的床上共同欣赏那个万人期待的大结局——几年过去之后，我们才知道，当我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欣赏着最后的落幕时，其实这个时刻迟来了两年，在大洋彼岸，《老友记》早就在2004年就迎来了最后的谢幕。
而时间行进到了2010年，人们似乎又开始怀旧了。小时候记忆里的五颜六色的平面机器人，变成了3D的《变形金刚》，它们用炸药和激光横扫了全世界的票房；我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看的第一本《哈利？波特》，终于迎来了电影版最后一部的欷歔高潮，当年在课桌里塞着书一边两眼放光饥渴阅读，一边幻想着自己也能够挥舞着魔杖的小兔崽子们，现在也纷纷在微博上议论着罗恩长残了，斯内普亮了，哈利？波特的儿子长得像马尔福；当年刚刚懂得什么是时尚什么是性的女大学生们疯狂迷恋的《欲望都市》，也开始拍起了电影，里面几个女主角的岁数加起来超过了两百岁，但这丝毫不能阻挡她们利用人们对岁月的缅怀而疯狂地敛财，电影的进步不仅仅在于可以用CG幻化出阿凡达或者蓝精灵，也在于可以把五十岁的莎拉？杰西卡？帕克拍得看起来依然是我们记忆里的三十九岁的凯莉，当然，肉毒杆菌也帮了大忙。
此刻，连《老友记》也翻出来重新播放了。不过好在它依然停留在当初的样子，而没有整出一个什么最新季或者电影版出来。
那天我无意中网上闲逛，看见当初几个主演们目前的状况，似乎都不怎么乐观，虽然大家都还在纷纷拍电视电影，但人们却不再愿意为他们停留下手中的遥控器了。
我盯着网页屏幕发呆，这多像是我们啊。
曾经我们四个聚在一起，似乎就能掀翻上海滩，搞垮南京路，而此刻我们分开了，就纷纷被打回原形，变成了再平凡不过的路人。就像是每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歌唱组合，在解散单飞之后，就迅速地被人们遗忘。
我甚至也渐渐习惯了巨大的别墅里只有我和顾里两个人的生活。没有了唐宛如和南湘，我和顾里的聊天也渐渐少了，而且最近的她也变得神秘兮兮的，经常神龙见首不见尾。不光是经常在别墅里看不到她，有时候在公司也看不到她。
但是经常我送文件或者咖啡给宫洺的时候，却能够看见她坐在宫洺办公桌对面的那把椅子上和他低声地交流着什么。大部分时候看起来，都是很正常的工作交流，顾里拿着手上厚厚一叠对宫洺喋喋不休地汇报着各种财务项目的情况，看上去和新闻联播里那些对着提字器一脸苦大仇深的女主播没什么区别，而宫洺只负责两件事：摇头，或者点头。
只有一次，我看见顾里和宫洺争吵了起来，我推开门的时候正好看见顾里拍着桌子站起来的样子，我被她面红耳赤的激动模样吓了一跳，手上的咖啡泼出一半在宫洺白色的地毯上，当时我觉得宫洺的眼珠子都变白了，他二话不说刷地拉开了抽屉，感觉像是要拿枪，又像是要拿魔杖对我“阿瓦达索命”，但他飞快地丢了一张吸水毛巾过来，伸出他修长的手指指着地上那摊污渍哆嗦着嘴唇，激动得像要休克过去了。
我趴在地上用力地擦着地毯，但是我的好奇之心和八卦之耳却在全范围地捕捉着各种蛛丝马迹。但是顾里却什么都没说，转身沉着脸出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的其他时间，我们都相处得异常平静。只要晚上我们俩都没事儿，我们就会挤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起看《老友记》的重播。顾里把她卧室那张雪白的巨大皮草毯子拖出来，裹在我们两个身上——那条毯子是她在成为《M.E》的财务总监之后第二天，她冲去恒隆五楼的一家寝具用品店里买的，当她回家把这张仿佛能够包裹进十个唐宛如般巨大的皮草毛毯铺开的时候，我一不小心瞄到了标签上还没来得及撕下来的价格，“我靠！一床被子而已啊！一万二！你要死啊你！”我尖叫着招呼唐宛如和南湘过来，共同抨击顾里的资本主义不正之风。顾里冲我翻了个白眼，把雪白的毯子朝身上一裹：“你少看了一个零。”她的话音刚落，唐宛如和南湘两个禽兽就已经身手矫健地钻进毯子里去了，她们三个裹在毛茸茸的皮草里，看起来就像是森林里的两个仙子和一个女兽人。
而现在巨大的毛毯有一大半掉在沙发下面的地毯上，我和顾里只需要一半大小就足够我们裹得风雪不透了。
平静的生活里偶尔还是会有惊悚的事情发生的。就像再平静的池塘，也偶尔会有一只蚂蚱从草丛里跳河自尽。
有天晚上我下班刚到家，刚打开门，迎面一个长发过腰的纤细背影站在走廊里面对着我，我手上的钥匙一滑，掉在地上一声脆响，“南湘？”我下意识地呼唤着，喉管里陡然一阵酸楚的胃液往上涌。
然而那个长发女子转过头来，却是耗子精顾里，她抚摸着自己刚刚弄上去的一顶假发，媚眼如丝地对我说：“林萧，看老娘这个样子，觉不觉得我应该去葬个花或者刺个绣什么的？”我压抑下刚刚狂乱的心跳，说：“你应该去找个道士收个惊。”
我一边换拖鞋，一边说：“你弄得这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你是要去新版《倩女幽魂》的首映礼上演聂小倩么？我可告诉你，听说那货在电影里可时尚了，就算在荒郊野岭，也每天拖着礼服长裙到处跑。而且她整天吃糖，也不怕发胖，更不怕被多余的糖分造成肌肉糖化作用产生皱纹，你不要被她活活气死。”
顾里抓起后腰的头发，用力朝右边肩膀一甩，看起来就像是云南那边围着火把不断甩头的少数民族：“不，我是要去参加一个洗发水品牌邀请的晚宴，我准备把他们拿下，凭我这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他们怎么说也得买上半年的广告版面吧！”说完，又把头发往左边一甩，于是，一个花瓶惊恐地从置物架上摔下来，碎了。
我：“……”
顾里：“……”
快要出门的时候，顾里还是跑进卫生间，把那顶惊悚的假发摘了，倒腾了十几分钟之后，就恢复了维多利亚贝嫂的模样，她自己也承认，冷不丁地在街上撞见这么一个长发如云的女子，确实会倒吸一口凉气（以便让自己不要轻易殴打她）。她一边对着镜子整理着妆容，一边不经意地说了句：“要是南湘在就好了，她那一头招魂幡随便甩一甩撩一撩，应该就能忽悠对方把半本杂志都买下来吧。”
我看着顾里的背影，不知道该接什么。我的沉默也让顾里意识到了自己刚刚语气里对南湘的怀念，她几乎不提到南湘的。但她显然不准备在这个话题上和我聊下去了。
但我想，我说：“顾里，过了这么久，你心里有没有觉得对不起她？”
顾里从镜子里找到我的脸，她望着我的眼睛说：“哪个他/她？你指的是谁？”
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因为我脑子里，突然闯进好多个他，她，她，他。
谁又对得起谁呢。
其实我知道顾里心里的难过。这么大一群人，说散就散了，换了任何人也扛不住。谁都没扯下脸来主动联系谁，似乎大家都在竭尽全力地企图证明自己的生活里，没了谁都能一样活。
于是大家也就这么活着，一天一天的，看起来也挺像那么回事儿。
只是有时候晚上我起床披着毛毯上厕所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听见顾里房间传来的叹气的声音。我站在她卧室的门口，静静地停留两三分钟，然后再手脚冰凉地回到自己的被窝里去。
秋天的上海，一到夜晚，就是无处不在的湿漉漉的冷，像从冰箱里抓了一把沙子，撒进人的骨头缝隙里。
这段日子里，唯一值得开心的事情，我和崇光相处的时间变得多了起来。一方面，宫洺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作为主要负责他私人生活部分的我，就不再忙得那么鸡飞狗跳了，他用到Kitty的时间远远多于用到我的时间，甚至他和南湘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都比我要多。另一方面，由于我的私人生活关系从之前的一堆蜘蛛网般的结构瞬间简化成一条线段，我在这一头，顾里在那一头，我俩就像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每天无聊且重复地蹦跶着。
因此我空出来好多好多的时间。我终于可以把以前没有机会和他一起做的事情给一件一件地做了。
我和他一起去世纪公园骑双人自行车，和很多老百姓与游客们一起看湖面那个号称上海最大的喷泉表演，然后又站在桥上朝湖里的锦鲤撒面包屑，然后欣赏着壮硕如同禽兽般的红红黑黑的鲤鱼密密麻麻地翻涌着，崇光笑得很邪恶，他一边拍手一边说：“哎呀，应该拍下来发给宫洺看，保证他立刻跳到办公桌上抓着耳朵尖叫，‘来人哪！’”
我顺着他的描述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忍不住笑得差点栽进水里。我刚想表扬他形容得精准而又到位，却突然想起，他以前可是全国最红销量最高的畅销书作家啊。那一刻，我感觉极其别扭，我突然感觉面前站着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人，我爱他英俊高大的外貌，爱他金发碧眼的欧洲面容，爱他穿着各种顶级成衣走在天桥上被疯狂的闪光灯捕捉下来的魅惑之影。然而曾经我深深迷恋的，他那散发着草木芬芳的温柔灵魂，却在这幅崭新的皮囊里越沉越深，我几乎快要捕捉不到过去的他了。
有一天，我们两个在电影院里看一个恋爱故事，荧幕上的男女主角终于在吵吵闹闹分分合合之后，走在了一起。女孩子满脸幸福地收拾着自己的行李，因为她第二天就要搬去和男主角一起生活了。荧幕上的画面突然击中了我，记忆里，南湘的影子突然闪进我的脑海，那一天，她也是这样，整个人都轻轻地发着光，她的目光里闪动着喜悦，闪动着憧憬。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新生活的样子，她对过去毫无眷恋的样子，她对我们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视若无睹的样子，深深地刺痛了我。
一双温暖的手掌放到了我的手背上，我深呼吸了一口，黑暗的电影院里没人看得到我红血丝的眼睛。
崇光俯过身子，他在我耳边，用他低沉而又迷人的声音对我说：“林萧，你搬到我家，和我一起住吧。试试看，好么？”他呼吸里的荷尔蒙芬芳，仿佛一把锋利的剪刀，将我的所有理智都剪成了碎片。
然而，当那些碎片纷纷扬扬地在我脑海里吹起浪漫的雪花时，我突然发自潜意识地说了一句话，那句话仿佛是我唯一残存的理智，又或者像是出自我的本能，崇光听完后，突然愣住了，他不由自主地放开了我的手。其实我明白他的惊讶，我的话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如果换了是我，听到对方一句这么莫名其妙的回答，我也会和他一样不知所以。
我当时脱口而出的是：“那顾里怎么办？”
“什么叫我怎么办？”顾里那双尖头高跟靴子刚刚穿上了一只，就迫不及待地直起身子把另外一只靴子拿在手上，她把靴子的尖头抵在我的喉咙上，仿佛是徐克武侠电影里的女刺客，但是她一高一低的样子却像是贾樟柯农村题材电影里的瘸子，“林萧，我警告你，我不搞同性恋！你对我死了这条心吧！”
说完，她把另外一只靴子麻利地穿好，立刻比我又高了12cm，她刚刚低垂下她那刷得又浓又黑的睫毛，想要站在更高的层面继续训斥我的时候，我一把抱住了她。
那是我今年，哭得最久的一次。我的鼻涕毁掉了顾里的一件细山羊绒短毛大衣。
我搬去了崇光之前居住在苏州河边上的那个酒店公寓。
我走进熟悉的大堂，熟悉的楼道，按下熟悉的十八楼的电梯按钮，走进熟悉的门。
我脑子里不断地闪回着当年我穿着廉价的运动帽衫，背着单肩包，踩着三叶草球鞋坐在走廊里等着崇光交稿的片段。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酒店公寓里的住客来了又走，去了又回，无数的旅人驻足之后又出发前往新的人生。
而我，又重新回到了这里。
房间的家居摆设看起来完全没有变化，西班牙皇室专用的品牌床垫依然被他随随便便地放在地板上，床上还是他洁癖般偏爱的白色床单和被子枕头，地板上散落着的各种文艺杂志和画册依然能够证明他还保留着当初的审美和阅读趣味，而没有彻底沦为一个肌肉发达、头脑空虚的性感模特。唯一不同的是阳台上放了几株绿色的植物，其中有一棵冲着夕阳小心翼翼地开出了一朵米白色的花。
我在夕阳混沌的光影里，恍惚中像是看见了曾经的崇光，他一头黑发，穿着干净的白T恤坐在地板上打着《光环》，等离子电视机里显示着炸药横飞、枪林弹雨的画面，他听见我的脚步声，于是在昏黄的空气里转过头来，冲我笑了笑，漆黑的眉眼像是中国画里的黑墨，描绘勾勒般鲜明俊朗，他整齐的牙齿和柔软的嘴唇依然是记忆里的模样，他乱糟糟的黑发看起来有种蓬松的活力。他朝我张开手臂，招呼我过去：“小助理，你又来催稿啦？你得先陪我打一盘游戏哦。”
我转过身，把脸埋进现在金发碧眼、肌肉健硕的陆烧的胸怀里。
迎面而来的旧时光景，将我击溃成一盘散沙。
他的手在我后背上轻轻地拍打着，仿佛和着空气里某种听不见的旋律。
那种感觉，那种仿佛沉浸在旧梦中无法苏醒的感觉，又来了。
周末的时候，崇光去北京拍一个平面广告去了。我在家里煮咖啡。整个屋子里弥漫着暖洋洋的咖啡香，这种带着炭烧的气味，驱走了秋日的寒意，我隔着玻璃窗，眺望着脚下在夜色里波光粼粼的苏州河。
两年前，苏州河的这边是世贸广场和来福士，几乎是整个上海除了外滩和东方明珠之外，人最多最闹腾的市中心，无数摩天大楼在这里扎堆，无数地铁线路在地下彼此争夺、仿佛昆虫铸造起复杂的巢穴。但一河之隔的对岸，却只是一片低矮破旧的棚户区，每一场大雨过后，都会有几处的墙壁开裂或者屋顶崩塌，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陆续地搬离了这里，只剩下一些无法离开的老人们，孤独地守候着这一片寂静的河湾。
然而，当政府将这一片区域做出规划之后，这个优美的河湾有了新的名字：苏河湾。于是，在规划出台几个月之后，这个区域连续诞生了三个地王。随后的时间里，无数让世人咋舌的规划连续出台，这一片区域，正式成为未来五年上海市中心的高端商务规划区。曾经的那些古老破败的仓库，全部都会变成顶级的画廊或者艺术家工作室，规划中的高级酒店，顶级河畔官邸，奢侈品中心……无数纸醉金迷的纸上蓝图，和对岸已经成形的外滩源顶级地段遥相呼应着。
曾经离去的年轻人，又纷纷回到了这里，他们把户口又重新迁入了留守老人的户口本上，等待着拆迁时巨额天文数字的赔偿。
河对岸已经拔地而起的大悦城即将开业，巨无霸般的商业体量很快就会将这一块不毛之地变得炙手可热。旁边几块已经拆迁干净等待建设的地块，散发着逼人的气场，不久的将来，这里就将是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
岁月就是这样，一年一年地把上海的外貌改变着，众神们的大手，拿着各种各样的彩妆刷，给上海换上让人眼花缭乱的勾人卖相。
我看着苏州河上此刻被耀眼外景装饰灯光照耀着的十几座造型各异的桥梁，几年前，它们还是一副破败陈旧的模样，仿佛随时都会断成几截，掉进河里，很少有人敢从它们上面经过，它们孤零零地沐浴在风雪里一年又一年。而现在，它们被加固重构，被修葺如旧，它们带着重振荣耀的贵族遗孤的气息，把这条曾经浑浊如今清凉的河道，变得充满了古典风情。
我们都想停留在青春的花园里，但世界却朝前迈着巨大的步子，它不会为任何人停下它的脚步。
窗外下起了雨，开始的时候，只是丝丝冰凉的绣花针，被霓虹的光晕所笼罩的上海，突然变得一片迷蒙，天空里仿佛纷飞着大群大群细密的白色绒毛，但渐渐地，雨水开始汹涌起来，完全不像秋天的雨，却像是夏日里台风带来的强烈降水。窗户的玻璃被雨点打得噼里啪啦直响。
我被雨声惊醒，却发现自己不是在苏州河畔的酒店公寓里，我躺在南京西路的别墅里自己曾经的房间床上。房间里开着暖气，空气里有浓郁的咖啡气味。有谁在煮咖啡么？我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我来了多久了？
我疑惑地翻身起床，朝楼下的客厅里走去。路过顾里的卧室，门开着，我朝里面探头看了看，没人，被子铺在床上平整的样子，看上去没有人用过。我抬起手，看了看时间，已经晚上十二点多了，顾里还没回来？
我走到客厅的时候，看见了顾里，她背对我坐在沙发上，正在茶几上整理着什么，看起来像是在弄文件，又像是在写东西。我小声地叫了叫她，她没有理我。
我才发现客厅的窗户都开着，巨大的雨声把我的声音都吞没了。窗外的水汽与夜晚的寒意，都纷纷涌进客厅来。顾里只穿着一件薄薄的丝绸睡衣，我提高了一点声音叫她：“顾里，你冷不冷啊，我去拿条毯子给你啊？”
她还是没有理我。但她却站了起来，看上去好像手上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她转过头，扫视了一下客厅，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钟，然后又淡然地挪走了。她用仿佛检阅着一座遗迹般谨慎而又充满缅怀的目光将这个大屋子一寸一寸看了个遍，然后她朝大门口走去，我才看到早就已经摆在门口的两个巨大的旅行箱。
“你要去哪儿？”我有点慌了，声音听上去在发抖，“顾里，你到底怎么了？”
她转过身，指了指茶几上，我顺着她的手势看过去，茶几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我们四个人从小到大的照片，黑白的，彩色的，一寸的，大画幅的，铺满了整个茶几。最大的一幅是我们四个人的毕业学士服照片，照片上的顾里头上戴着一个学士帽，手上还拿了一个别人的——她要以如此高调的暴发户造型，告诉世人“老娘是双学士”。
当我再转回头来的时候，顾里已经不见了。
我就是这时，从梦境里挣扎着醒来的。我的胸膛在剧烈地起伏，脑子里一片混沌的涨痛。周围依然是白色的简约装修基调，窗外大部分的灯都灭了，苏州河没有了波光粼粼，仿佛变成了一条深不见底的漆黑峡谷。
但是窗外是干燥的秋风，没有任何雨水。
我摸过手机，亮起的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12：22。
我才发现，刚刚的梦让我后背出了一身细密的汗。我从衣柜里翻出干净的衣服换上，然后打了个电话给顾里，我被梦境里无比扭曲诡异的氛围搞得有点害怕。
我是打到南京西路的别墅座机上的，但是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
我又开始打顾里的手机，电话持续地响着，我在一声一声等待音中渐渐变得不安而焦躁起来。我迅速穿上衣服裤子，抓起钱包就往楼下跑。
凌晨时分的南京西路依然车水马龙。两边的楼宇依然被城市景观灯光包裹着，看起来比白天美得多。有着古老花纹装饰的外墙立面，在光线里透着一种慑人的岁月之美。然而，我无心观赏，我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一路心急火燎地催促着司机用力踩着油门，朝南京西路的别墅飞驰而去，我已经不停地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但都没有人接听。
当我快速地冲进小区，走到熟悉的那栋老房子门口时，我心里一个恐惧的黑色影子陡然膨胀开来变成一只湿淋淋的蛇怪，瞬间吞噬了我。
别墅的大门敞开着，里面没有灯光，没有动静。
我冲进屋子，按亮了所有的灯。我大喊着：“顾里，顾里！”
我的声音沙哑而又颤抖。
我从三楼一路找下来，每一间房间，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一个柜子都拉开来了。
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目光落在客厅的那个黑檀木大茶几上。上面堆满了无数的文件，这和梦境里的场景有着一种怪异的相似。
我勉强镇定地倒了一杯水给自己，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
我等待着顾里。
时间一分一秒无声地流逝着，我在寂静的等待里，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