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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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着秋日越来越深，天气逐渐转冷，我的健康状况日益变坏，睡不好已是常事，特别奇怪的是开始吃不下，经常恶心。在街上，只要看见有油腥的食品，就头晕，想吐。肚子饿，却不敢吃，吃什么吐什么，只能喝白开水，冲下小半个馒头就足够，不能再多吃了。两个月内，我瘦成了皮包骨。
我想我是支撑不下去了，只有去看医生。一位老医生摸了我的脉，稍稍检查了一下，就问我上个月来月经是什么时候。
他的大褂，一片白色拂过我的眼前，我摇了摇头。
“多久了？”他眼光马上变了，鄙夷地盯着我，花白头发的头快昂得往后折过去了。
我低下头心算，一个多月，不对，早过了两个月。我的声音吞吞吐吐，“大概两个月。”这的确是我未想到的，我紧张加害怕，额头上沁出汗珠。
“你才十八岁。”他转头看着病历卡，摇着头说道。他提起笔想写字，想想又搁下笔，向我说了两个字。
我是怎样走出那个房间的？我不知道。中医院大门只有几步又宽又长的台阶，我站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一动不动，“未婚先孕”！从来，在我从小所受的教育里，比任何罪恶更耻辱，比死亡更可怕，我真想一头向行驶过来的公共汽车撞去，就在这时，一辆小车唰的一下停在面前，是送病人进医院的。我还是没动，车玻璃映出我的模样，那绝不是我。于是我走到车前镜边，看清楚了：脸生了层霜似的灰白，头发松散，脱落了不少，眼睛凹下去，出奇的大，不知是由于妊娠反应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两颊出现了斑点，老年人才有这样的斑点，我看不下去，掉转过头。
我不能死，我必须活，我的生命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我不能结束自己。并且，我才刚开始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和历史老师一上床就怀孕，仅一次就有了小孩。
母亲当初怀我恐怕也是这样，一和男人睡觉，就怀上孕，她和袍哥头是这样，和我生父是这样，莫非我继承了母亲特别强的生育能力？是我们母女的基因如此，还是越贫穷的女人生育能力就越强，大自然给我们格外补偿？饥饿的女人，是不是自然就有个特别饥饿的子宫？母亲当初也想把我打掉，但最终还是生了下来。
这么说，我是不想要这小孩？
这念头一冒出，就让我吃了一惊。这是他的孩子，最好是个男孩，我希望是个男孩，长得和他一模一样，貌不出众，平平常常，但不要他那种近乎艺术家的神经气质，不要写诗，也不要会画一点画，不要沾上他父亲的任何命数，也不要学我幻想能写小说，梦想成为一个作家。让他成为一个最普通的人，越普通越满足于生命，越容易获得幸福。
我自己连基本的生存保障都不具备，更谈不上可靠的安全幸福，我能保证肚子里的孩子健康长大？
不用装傻了，我正在想法逃脱这个世代贫穷痛苦生活的轮回，为此目的，我必须倾注全部身心，决不能有任何拖累。一旦要孩子，我必须马上为他找一个新的父亲，将将就就成家糊口，我为之所做的努力不就全白费了吗？孩子会毁了我的一生。
又将是一个没父亲的孩子！无论我多么爱他，生活也是残缺的，这个社会将如不容我一样不容他，从我自己身上就可以看到他痛苦的未来。总有一天，我不等他问，就会告诉他，关于他父亲的一切，包括我。那时，他会仇恨整个人类整个世界，就像我一样。孩子有什么过错，要来承担连我也承担不了的痛苦？
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我才突然明白，我在历史老师身上寻找的，实际上不是一个情人或一个丈夫，我是在寻找我生命中缺失的父亲，一个情人般的父亲，年龄大到足以安慰我，睿智到能启示我，又亲密得能与我平等交流情感，珍爱我，怜惜我，还敢为我受辱挺身而出。所以我从来没有感到历史老师与我的年龄差，同龄男人几乎不会引起我的兴趣。
但是，三个父亲，都负了我：生父为我付出沉重代价，却只给我带来羞辱；养父忍下耻辱，细心照料我长大，但从未亲近过我的心；历史老师，在理解我上，并不比我本人深刻，只顾自己离去，把我当作一桩应该忘掉的艳遇。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父亲。它不会向我提供任何生养这个孩子的理由，与其让孩子活下来到这个世界上受罪，不如在他生命未开始之前就救出他。
2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到市妇产科医院门诊排队挂号。那个倾斜的小马路是卵石铺的，从大马路上分岔绕向医院，很陡，实际是一条不宽不窄的巷子，路两旁排满了小吃摊水果摊，摩托、滑竿与行人挤成一团。
雨飘了起来，街上顶块布、报纸的人在奔跑，雨点变大，人们慌忙地跑到屋檐下躲，但也有人什么也不遮，步子稳定地走着。我拿到了挂号单，在熙熙攘攘排队的人丛中，望了望门外，云层下的天空十分阴暗。当街的小吃店点起了蜡烛，烛光灼灼，煤炉上的热气映着人脸模糊地闪动。
我走到墙边的桌子前，拿起麻绳系住的圆珠笔往崭新的病历上填。临时取了个名字，岁数当然不能写十八，十八岁堕胎，不找家长，也要找户籍，查出是谁把我的肚子搞大，要判诱奸罪。年龄必须填二十五岁，反正这张脸，已人不人样，鬼不鬼样，眼睛更没了任何稚气。
地址单位两栏，也用假的。从头到尾撒谎，就我这个人是真的，就我肚子里孩子是真的。
坐在妇科门诊室外长凳上，我就明白自己刚才的做法并不多余，也幸亏在中医院挨过那个老医生一顿羞辱，受了教育，学乖了。
诊室有门却大敞着，挂了块布帘，那块布原先白色，不知用了多少年，暗灰了，也没换。进出门帘都是女人，男人都守在走廊长凳上，或在过道里来回走着抽烟。布帘不时掀开，想往里面看的人能看得一清二楚：有三张病床在同时检查，脱掉裤子的女病人躺倒在床上张开腿，每个床前也没个屏遮挡，大概觉得妨碍操作。
看到这情况。我脸通红，眼睛只能盯着我的膝盖，在长凳上坐立不安。
叫到我时，过道墙上钟已快到十一点，四十多岁的女医生取掉塑料薄膜手套，往床边垃圾筒里一扔。她匆忙地问我情况，我装得若无其事，说两个多月没来月经，怀疑怀孕了。她没多问什么，让我脱掉裤子检查后，说看来是怀孕，让我去抽血解小便化验。
“今天可不可以做手术？”我问。
“可以，”她低着头写病历，不耐烦地说，“去化验了再回到我这儿来。”
再多问一句，她就会高声训斥。
缴过费，等取了化验单重新回诊室，拿到医生同意下午做手术的意见书，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在走廊里没走几步，一个烫头发的年轻女子从长凳上赶到我身边，问：“要你证明没有？”
“没有。”
“你运气真好，看你样子老实，遇上龟儿子养的医生心情好。”她的眉轻描淡画过，长得漂亮又擅打扮的女人到这里一定会倒霉。她说，每回医生都要她出示单位证明，或者结婚证，每次她都要费尽脑汁弄张别的单位的证明。她说她已做过三次人工流产，她的男朋友不肯戴避孕套。
医院墙上张贴着计划生育的宣传画，包括避孕知识、性病等状况。等这位像找不到人说话的女子离开后，我就站在墙前，像是在等人，却是很仔细地看起来，再也不像不久前看《人体解剖学》时那么不好意思。
雨停了，天色依旧灰暗，手术室在另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我去的时候，那儿已等候着三对人，女的都有男人陪，走廊口写着“男同志止步”的木牌，不过是个样子，没人遵守。我找到对面一个位子坐下时，感到他们乜视的眼光，好像我是个怪人。男人在这儿，是一个必需，这是我未料及的。没过几分钟，又进来一个姑娘，脸长得圆圆的，头发剪得短，显得年龄很小，陪她的是个年龄大一些的女人，交手术单时，值班护士像个实习生，最多十八九岁，态度却学得极坏。那个由女人陪的圆脸姑娘问什么时间轮到她？护士眯了她一眼，吼道：“到一边去，这阵着急，乱搞时啷个不着急？”有女人陪也没有用。
万一要刁难，问我为什么没男人陪，我怎么回答呢？其他女的，临时还能拉一个来冒充，而我连假的也拉不到。那我就说，我是单位派到这城市培训学习，所以丈夫不在。他们才不在乎你要不要小孩，“计划生育”，打掉的孩子越多越好。同时他们又想维持道德，对非婚性行为必须羞辱，要你明白是沾了政策的便宜，中国式“共产主义”道德正在由于你打胎而败坏。
杀猪时才有那样尖厉的叫声，里面像是在活割活宰人，我吓得毛骨悚然，真想拔腿就跑。
“图痛快，就莫叫，想舒服呀，就莫哭。”
“到男人那儿去哭，莫在这儿撒娇，恶心不恶心呀！”
医生不紧不慢的声音传出来。不打麻药和止痛针就把子宫里孩子的胚胎，生拉活扯刮下来。暴力是最有激情的形式，男人们在手术门外手足无措，任何爱情在这种时候都没了诗情画意。当做完手术满脸泪痕的女人踉跄出来时，她的男人就一把将她扶住。女人有了男人这一扶，就是幸福的了。长椅上已经有几个在男人怀里哭泣的女人。
我的手里全是冷汗，心想，换一种死法或许比这强。护士到门口对着过道叫：“杨玲。”
没人应。她叫第二声时，我醒悟过来，这是上午我给自己取的名字，赶忙起身，往屋里冲去。“聋子呀，这边走。”她让我脱掉布鞋，换上门后的塑料拖鞋，每双拖鞋，不仅旧，而且脏得可疑。我犹豫了一秒钟，就换了。
门里左边抵墙，一条窄长板凳上趴着一个刚从手术台上下来的姑娘，下身未有任何遮盖的衣裤。两个不知是护士或是医生的女人坐在一张桌子前，管着病历，管着收钱，说街上卖的月经纸不卫生，得买医院的纱布棉花，说是消过毒的。
“脱掉裤子，上那张床去躺好！”收钱的护士命令道。
打着寒战，我剥下长裤，脱掉里面的短裤时，我的手指像冻麻了一样，半天脱不下来。“快点，装啥正经？”退去内裤后，我看了那人一眼，她连眼皮也未抬。
我躺在高高的铁床上，觉得这间屋子极大，天花板和墙上都飞挂着墙屑，长久没粉刷过了。三个像中学教室里那样的窗，玻璃裂着缝，没挂窗帘，外面是院墙，没有树，也看不到一角天空，哪怕是黯淡的天空。长日光灯悬在屋中央，光线刺人眼睛的亮。两张床，另一张空着。铁床上油漆剥落，生着铁锈。这个市妇产科医院据说抗战时就建了，怕是真给好几辈女人使用过。
“张开双腿！以前刮过没有？”一个戴着口罩的女医生坐在凳子上，一边问一边将一堆用布包起来的重物往我身上一放。那布的颜色和搭在我下半身上的布同样，是洗不干净的脏灰色。
“没有。”我说。
“把腿张开点！往边上些！”
她的每个不耐烦的命令都叫我心惊胆战，我看着天花板，手抓紧铁床冰冷的边。她打开压在我身上的布，叮当响起亮晃晃的手术器械。我不敢看那些钳子刀子夹子剪子。突然我想，现在翻身下手术台还来得及，我是要这个孩子的，不管我将要为这个孩子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是要他的，就像那天我想要他的父亲，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他的父亲一样，泪水顺着眼角往我两鬓流。医生身子移开，我突然看到房间一角，桌子上一个搪瓷白盘，搁了好多形如猪腰血糊糊的肉块，那上面也会放上我的孩子。是的，我这刻跳下来逃走，还不晚，拥有了这孩子，就等于拥有了他的父亲，等于他的父亲复活。我的双腿刚一动，一件冰冷的利器刺入我的阴道，我的身体尖声叫了起来，泪水从我的两鬓流进头发。这第一声自发的尖叫后，我就咬住牙齿，手抓紧铁床。
母亲说过她抬不动石头，快倒下时，就念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不然念佛，求佛保佑，就能挺住。我没有念语录的习惯，也没有念佛的本领，我只能更紧地咬着牙关，双手抓牢铁床。医生连个帮忙护士也不用，把用完的器械扔到一个大筐里，从我身上的布里取过来又一件器械，捣入我的身体，钻动着我的子宫，痛，胀，发麻，仿佛心肝肚肠被挖出来慢慢地理，用刀随便地切碎，又随便地往你的身体里扔，号叫也无法缓解这种肉与肉的撕裂。
知道这点，我的号叫就停止了。我的牙齿都咬得不是我自己的了，也未再叫第二声。我的眼睛里，屋中央的长日光灯开始缩短，缩小，成为一点，旋转起来，像个巨大的又白又亮的球向我垂直砸下来，我的眼前一团漆黑。
睁开眼睛，我看到了那个医生站在我面前，她取掉口罩，她长得其实挺漂亮，下巴有颗痣，很显年轻，最多也不过三十来岁，脱掉白大褂，她可能也是好妻子好母亲。她没有说话，她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的脸上和身上一样全是汗，嘴唇都咬破了，双手离开铁床，还恐惧得握成拳头，我觉得房间冷极了，像有很多股寒风朝我身体涌来。
我从床上滑下地，穿上塑料拖鞋，那被我自己杀死的孩子，我不忍心去看。我有一个强烈的预感，我不会再有孩子，一辈子不想再要孩子。没有一个孩子，会比得上这个才两个多月就夭折的孩子在我生命中的分量，我这样的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只会比我更不幸，更难过长大成人这一关。
我一步一步往那条长板凳走，谁也没有扶我一把，我挨近长板凳，就侧身倒了上去，蜷成一团，手捂紧下部。
一个护士朝门外大声叫下一位做手术的。她对那儿的女人们训斥道：“刚才这人就不叫唤，你们学学她不行吗？”
“肯定脑子有问题。”另一个坐在桌子边年纪大的护士，“去，叫她快点穿好衣服走。要装死到马路上装去。”
“让她待着，等我写完手术情况再叫她走。”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可能就三四分钟，我觉得手里多了几张纸，就尽力在长板凳上撑起身子看。子宫深度：十。有无绒毛：有。失血多少：多。有无胚胎：有。我看到这儿，还未看完，便唰唰几下把病历撕成碎片，目光发直，那些纸片跟着我的身体站起，掉在地上。我什么也没说，穿好裤子袜子，换上布鞋，也没看屋子里人的反应，扶着墙慢慢挪出了手术室。
3
温暖的水从头发淋到脚心，我擦着肥皂，不时望望墙顶那个桶的玻璃管水位到哪儿。公共浴室，一人一格，半边木门挡着，衣服放在门上端水泥板上。
也许是中国女人的体质，生小孩后要坐月子，必须躺在床上休息一个月，吃营养食品。流产等于小产，也一样得包头或戴帽子一个月，不能让风吹，风吹了以后就要落个偏头痛。这一个月漱口要温热水，不吃生冷食品，不然牙齿要难受；即使偶尔下床不要拿重物，不然腰和手腿都要酸痛。若要洗澡，得等月子结束。
我顾不上这些规矩，没几天，就跑上了街，直奔公共浴室去。
生平第一次花钱进浴室的我，在淋浴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安慰，好比亲人爱护着我照顾着我。裸着身体在水流中，哪怕瘦骨伶仃，也无比美好，我已好久不抚摸自己了，我从没抚摸那从未隆起过的肚子，待肚子里什么也没有，我才感到里面真的太空。
听说男浴室是一个大盆塘。女浴室却有二十个淋浴，管理人员是个胖胖的女人，一件薄汗衫短裤，穿了双雨靴，总在格子间的空道上走来走去。检查谁的水已完，就叫这人动作快点，到外屋穿衣，因为有人候着要洗。谁的水烫需要加冷，谁的水凉需要加热，她就那么跑来跑去调水温，地上滑溜溜的，雨靴踩着水吧嗒吧嗒响。浴室里热气腾腾，未遮全的格子门露出女人漂亮或不漂亮的腿和脚。
在这段时期，只要手里有了几文钱，我就拿了干净衣服，往浴室跑，去排队。好像是让我身上流过的水，冲走我要忘却的事，让它们顺着水洞流进沟渠，流入长江。
4
第二年夏天我临时决定参加高考，根本没有准备，却也去试了。这样的考试当然失败，最后两科，我都只答了一小半。我知道自己无望，我家的血液里早已注定我不可能和大学沾上边。
高考落榜之后，一所轻工业中专学校录取了我，专业是仅比当工人好一点的会计助理。学校在嘉陵江北边的一个乡镇。去或是不去？已尝到自由滋味的我，不愿被一个所谓的“专业”束缚，但两年学习毕业后，我就可以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有一份三十多元的工资，生活也暂时有了保障。
去报到注册时，学校已开学两周。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母亲在一次春节时往学校寄来一封信，里面夹了纸币，从不写信的母亲附了一张纸条：“六六，回家来过年。”就这么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家”字还少了一撇。我收了作路费的钱，没有回家，也没给她回信。
毕业分配后，我有了一个工作，与两个姑娘共居一室，安放一张窄窄的床铺。我尽量争取外出，出差，请事假，后来干脆请了病假，说回家休养，实际上是只身逛荡在这个广袤无边的土地上。北方，走得最远的是沈阳和丹东，靠近朝鲜，南面是海南岛、广西，濒临越南，东边是长江下游一带，一个个城市，无目的地乱走，有目的地漫游。
我仅与二姐保持偶然的通信联系。她来信说，四姐夫德华死了，晚上肚子痛，发高烧，到南岸区医院，开刀以为是阑尾炎，打开才知是腹膜大面积感染，一开刀就没治了，死时很痛苦。
我很怕收到她的信，信里没有什么好消息。她的信说大姐已回到山城，和那个高个男子住在一起。回来前大姐和前夫打了一架动了刀子，小女儿吓得上去挡驾，脸被前夫划了一刀，破了相。大姐痛哭数日，精神崩溃。前夫告她，说是由于她上门打架，才导致他误伤了女儿。她被公安局抓去，在拘留所里关了两个月，出来后依然原样。三哥有了个女儿，五哥和一个农村女孩结了婚。
“前两天张妈死了，被丈夫气死的，”二姐写道，“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当过妓女的？”
我当然记得。二姐的信从不问我在干什么，也很少提母亲父亲。她不必提，我清醒时更不想知道，我在梦里却不断回去，我看得见那个位于野猫溪副巷，和其他房子相连在一起的六号院子。
堂屋连接天井的门槛可能烂掉被扔了，天井青苔更多，两旁的屋檐下依旧挂晾着衣服，阴郁的天空，站在天井里才能望见，大厨房坍了，屋顶成了两大窟窿，灶神爷石像的壁龛剩个黑乎乎的坎。我家的灶上堆满了瓦片、砖和泥灰，已经无法生火了。有一天屋梁倾塌，整个大厨房几乎成了废墟。还好，自来水管接到院子里，再不用去挑水了。邻居差不多都是新面孔，一年又一年，有点办法的人家都搬离了，留下的原住户，他们的孩子长大，成家，也养了孩子，却没能力搬离。原住户，加上一些毫无办法立即搬进这儿的住户，依然十三家。
没了厨房，我家在堂屋用小煤炉烧饭。对门邻居程光头在往一个瓦罐浇水，瓦罐里堆了泥巴，有几株蒜苗，他嘴里念念有词，默坐运气。之后对我父亲说，那些蒜苗会生出延年益寿的花籽。
那间阁楼还是两张床，但布帘没了，一张床用席子盖着，不像有人睡的样子，我以前睡的靠门的一张床，铺着干干净净的床单，放的却是父亲的药瓶衣服和小收音机。父亲怕吵，图楼上清静，非要住上面。小桌子移到床边，放着茶杯。没有叶子烟，父亲抽了几十年的烟不抽了？
四姐又结婚了，住在婆家，新丈夫也是建筑工人。
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各家各户的房门，白天仍不爱关门，家里来了客，门前照旧围一大串叽喳不停的邻居，看稀奇。若某家房门关着，一定在吃什么好东西，怕人碰见来分嘴，吃完门才打开。
一下雨，所有洗澡洗衣的木盆木桶，都移到露天蓄雨水。铁丝箍的木盆木桶，本来就得经年泡在水里，积下的雨水用来洗衣服，洗桌椅碗柜，最后洗脏臭的布鞋胶鞋。自来水还是金贵的。
还是那一条江，那一艘渡船，那些连绵叠嶂的山，那些苍白发着霉味的人，新一代工人顶了旧一代工人，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变。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你必须背对它们。大部分时间我埋头读书，什么书都读。也一个劲儿地写诗写小说，有正儿八经地拿去发表，赚稿费维持生活，歪门邪道的收起来，不愿意给人看，更多的时候写完就扔了，不值得留下。
一段时期我沉溺于烟与酒里，劣质烟与廉价白酒，80年代中期南方各城市冒出成批的黑道诗人、画家、小说家，南来北往到处窜，我也在里面胡混。什么都不妨试试，各种艺术形式，各种生活方式，我的小包里或裤袋里始终装着安全套，哪怕没能用上，带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爱情在我眼里已变得非常虚幻，结婚和生养孩子更是笑话，我就是不想走每个女人都得走的路。我一次又一次把酒当白开水似的喝，我很少醉倒，装醉佯狂，把对手，有时是一桌子的男士全喝到桌下去。
我结交女友大都是在贴面舞会上。我们为彼此装扮，为彼此剪奇特的短发式，穿着和男孩子差不多的最简单的衣服，夏天裙子里很少穿内裤，结伴而行去熟人和非熟人家的聚会。关上门拉下窗帘，黑了灯，图方便，也图安全。我从来没被警察抓去关上几天几月，也算够幸运的。偶尔也有公安局来查，被抓住盘问的人不多，大部分人翻窗夺门逃走。反正过不了多久，在另一城市又会碰到熟面孔。
西方的流行音乐成了80年代中国地下艺术界的时髦。我们跟着乡村音乐的节奏，怀里抱着一个人，慢慢摇，不知时间地摇，逃避苦闷和压抑。这时我可以过过幻觉瘾，好像快乐已抓在手中。
另一曲开始，听到猛打猛抽的迪斯科，一把推开对方，凶猛地扭动身体，鞋跟要把楼板踢穿，好像只有这么狂舞掉全部精力，才能催动我继续流浪。我的脸——早已失掉青春色泽的脸，只知道及时行乐的笑，已经不会为任何人，也不会为自己流一滴泪了。
有天晚上我喝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酒烧焦了我的身体，房间小而拥挤不堪，音乐声虽不太吵，但是空气混浊，我从双双对对相拥在一起的人里往门边挤，奔出房间，一个女友跟了出来。
黯淡的路灯照着乱糟糟的街，没有人走动，我只想一人待着，我腻味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我跑得很快，那位女友没能跟上。
穿过一条巷子，拉粪的板车从我身边的马路经过，洒水车的铃声在惬意地响着。我走下两步石阶，扶着一间房子的墙壁，突然疯狂地呕吐起来，酒混合着酸味的食物碎屑，从我嘴里往外倒。好一阵，等喘气稍定后，我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想擦擦嘴，却看到这是一首在地下油印杂志上的诗：
在灾难之前，我们都是孩子，
后来才学会这种发音方式，
喊声抓住喉咙，紧如鱼刺。
我们翻寻吓得发抖的门环，
在废墟中搜找遗落的耳朵，
我们高声感恩，却无人听取。
灾难过去，我们才知道恐惧，
喊声出自我们未流血的伤口，
出自闪光之下一再演出的逃亡。
要是我们知道怎样度过来的，
靠了什么侥幸，我们就不再喊叫，
而宁愿回到灾难临头的时刻。
我一边读，一边觉得舒服多了。这首诗，就像是专为我这样靠了侥幸才从一次又一次灾难中存活下来的人写的，我记得作者姓赵，或许命运真能出现奇遇，让我碰见他，或是一个像他那样理解人心的人，我会与这样的人成为莫逆之交，或许会爱上他，爱情会重新在我心里燃烧。或许，我的写作，早晚有一天能解救我生来就饥饿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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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秋日越来越深，天气逐渐转冷，我的健康状况日益变坏，睡不好已是常事，特别奇怪的是开始吃不下，经常恶心。在街上，只要看见有油腥的食品，就头晕，想吐。肚子饿，却不敢吃，吃什么吐什么，只能喝白开水，冲下小半个馒头就足够，不能再多吃了。两个月内，我瘦成了皮包骨。
我想我是支撑不下去了，只有去看医生。一位老医生摸了我的脉，稍稍检查了一下，就问我上个月来月经是什么时候。
他的大褂，一片白色拂过我的眼前，我摇了摇头。
“多久了？”他眼光马上变了，鄙夷地盯着我，花白头发的头快昂得往后折过去了。
我低下头心算，一个多月，不对，早过了两个月。我的声音吞吞吐吐，“大概两个月。”这的确是我未想到的，我紧张加害怕，额头上沁出汗珠。
“你才十八岁。”他转头看着病历卡，摇着头说道。他提起笔想写字，想想又搁下笔，向我说了两个字。
我是怎样走出那个房间的？我不知道。中医院大门只有几步又宽又长的台阶，我站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一动不动，“未婚先孕”！从来，在我从小所受的教育里，比任何罪恶更耻辱，比死亡更可怕，我真想一头向行驶过来的公共汽车撞去，就在这时，一辆小车唰的一下停在面前，是送病人进医院的。我还是没动，车玻璃映出我的模样，那绝不是我。于是我走到车前镜边，看清楚了：脸生了层霜似的灰白，头发松散，脱落了不少，眼睛凹下去，出奇的大，不知是由于妊娠反应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两颊出现了斑点，老年人才有这样的斑点，我看不下去，掉转过头。
我不能死，我必须活，我的生命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我不能结束自己。并且，我才刚开始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和历史老师一上床就怀孕，仅一次就有了小孩。
母亲当初怀我恐怕也是这样，一和男人睡觉，就怀上孕，她和袍哥头是这样，和我生父是这样，莫非我继承了母亲特别强的生育能力？是我们母女的基因如此，还是越贫穷的女人生育能力就越强，大自然给我们格外补偿？饥饿的女人，是不是自然就有个特别饥饿的子宫？母亲当初也想把我打掉，但最终还是生了下来。
这么说，我是不想要这小孩？
这念头一冒出，就让我吃了一惊。这是他的孩子，最好是个男孩，我希望是个男孩，长得和他一模一样，貌不出众，平平常常，但不要他那种近乎艺术家的神经气质，不要写诗，也不要会画一点画，不要沾上他父亲的任何命数，也不要学我幻想能写小说，梦想成为一个作家。让他成为一个最普通的人，越普通越满足于生命，越容易获得幸福。
我自己连基本的生存保障都不具备，更谈不上可靠的安全幸福，我能保证肚子里的孩子健康长大？
不用装傻了，我正在想法逃脱这个世代贫穷痛苦生活的轮回，为此目的，我必须倾注全部身心，决不能有任何拖累。一旦要孩子，我必须马上为他找一个新的父亲，将将就就成家糊口，我为之所做的努力不就全白费了吗？孩子会毁了我的一生。
又将是一个没父亲的孩子！无论我多么爱他，生活也是残缺的，这个社会将如不容我一样不容他，从我自己身上就可以看到他痛苦的未来。总有一天，我不等他问，就会告诉他，关于他父亲的一切，包括我。那时，他会仇恨整个人类整个世界，就像我一样。孩子有什么过错，要来承担连我也承担不了的痛苦？
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我才突然明白，我在历史老师身上寻找的，实际上不是一个情人或一个丈夫，我是在寻找我生命中缺失的父亲，一个情人般的父亲，年龄大到足以安慰我，睿智到能启示我，又亲密得能与我平等交流情感，珍爱我，怜惜我，还敢为我受辱挺身而出。所以我从来没有感到历史老师与我的年龄差，同龄男人几乎不会引起我的兴趣。
但是，三个父亲，都负了我：生父为我付出沉重代价，却只给我带来羞辱；养父忍下耻辱，细心照料我长大，但从未亲近过我的心；历史老师，在理解我上，并不比我本人深刻，只顾自己离去，把我当作一桩应该忘掉的艳遇。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父亲。它不会向我提供任何生养这个孩子的理由，与其让孩子活下来到这个世界上受罪，不如在他生命未开始之前就救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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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起了个早，到市妇产科医院门诊排队挂号。那个倾斜的小马路是卵石铺的，从大马路上分岔绕向医院，很陡，实际是一条不宽不窄的巷子，路两旁排满了小吃摊水果摊，摩托、滑竿与行人挤成一团。
雨飘了起来，街上顶块布、报纸的人在奔跑，雨点变大，人们慌忙地跑到屋檐下躲，但也有人什么也不遮，步子稳定地走着。我拿到了挂号单，在熙熙攘攘排队的人丛中，望了望门外，云层下的天空十分阴暗。当街的小吃店点起了蜡烛，烛光灼灼，煤炉上的热气映着人脸模糊地闪动。
我走到墙边的桌子前，拿起麻绳系住的圆珠笔往崭新的病历上填。临时取了个名字，岁数当然不能写十八，十八岁堕胎，不找家长，也要找户籍，查出是谁把我的肚子搞大，要判诱奸罪。年龄必须填二十五岁，反正这张脸，已人不人样，鬼不鬼样，眼睛更没了任何稚气。
地址单位两栏，也用假的。从头到尾撒谎，就我这个人是真的，就我肚子里孩子是真的。
坐在妇科门诊室外长凳上，我就明白自己刚才的做法并不多余，也幸亏在中医院挨过那个老医生一顿羞辱，受了教育，学乖了。
诊室有门却大敞着，挂了块布帘，那块布原先白色，不知用了多少年，暗灰了，也没换。进出门帘都是女人，男人都守在走廊长凳上，或在过道里来回走着抽烟。布帘不时掀开，想往里面看的人能看得一清二楚：有三张病床在同时检查，脱掉裤子的女病人躺倒在床上张开腿，每个床前也没个屏遮挡，大概觉得妨碍操作。
看到这情况。我脸通红，眼睛只能盯着我的膝盖，在长凳上坐立不安。
叫到我时，过道墙上钟已快到十一点，四十多岁的女医生取掉塑料薄膜手套，往床边垃圾筒里一扔。她匆忙地问我情况，我装得若无其事，说两个多月没来月经，怀疑怀孕了。她没多问什么，让我脱掉裤子检查后，说看来是怀孕，让我去抽血解小便化验。
“今天可不可以做手术？”我问。
“可以，”她低着头写病历，不耐烦地说，“去化验了再回到我这儿来。”
再多问一句，她就会高声训斥。
缴过费，等取了化验单重新回诊室，拿到医生同意下午做手术的意见书，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在走廊里没走几步，一个烫头发的年轻女子从长凳上赶到我身边，问：“要你证明没有？”
“没有。”
“你运气真好，看你样子老实，遇上龟儿子养的医生心情好。”她的眉轻描淡画过，长得漂亮又擅打扮的女人到这里一定会倒霉。她说，每回医生都要她出示单位证明，或者结婚证，每次她都要费尽脑汁弄张别的单位的证明。她说她已做过三次人工流产，她的男朋友不肯戴避孕套。
医院墙上张贴着计划生育的宣传画，包括避孕知识、性病等状况。等这位像找不到人说话的女子离开后，我就站在墙前，像是在等人，却是很仔细地看起来，再也不像不久前看《人体解剖学》时那么不好意思。
雨停了，天色依旧灰暗，手术室在另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我去的时候，那儿已等候着三对人，女的都有男人陪，走廊口写着“男同志止步”的木牌，不过是个样子，没人遵守。我找到对面一个位子坐下时，感到他们乜视的眼光，好像我是个怪人。男人在这儿，是一个必需，这是我未料及的。没过几分钟，又进来一个姑娘，脸长得圆圆的，头发剪得短，显得年龄很小，陪她的是个年龄大一些的女人，交手术单时，值班护士像个实习生，最多十八九岁，态度却学得极坏。那个由女人陪的圆脸姑娘问什么时间轮到她？护士眯了她一眼，吼道：“到一边去，这阵着急，乱搞时啷个不着急？”有女人陪也没有用。
万一要刁难，问我为什么没男人陪，我怎么回答呢？其他女的，临时还能拉一个来冒充，而我连假的也拉不到。那我就说，我是单位派到这城市培训学习，所以丈夫不在。他们才不在乎你要不要小孩，“计划生育”，打掉的孩子越多越好。同时他们又想维持道德，对非婚性行为必须羞辱，要你明白是沾了政策的便宜，中国式“共产主义”道德正在由于你打胎而败坏。
杀猪时才有那样尖厉的叫声，里面像是在活割活宰人，我吓得毛骨悚然，真想拔腿就跑。
“图痛快，就莫叫，想舒服呀，就莫哭。”
“到男人那儿去哭，莫在这儿撒娇，恶心不恶心呀！”
医生不紧不慢的声音传出来。不打麻药和止痛针就把子宫里孩子的胚胎，生拉活扯刮下来。暴力是最有激情的形式，男人们在手术门外手足无措，任何爱情在这种时候都没了诗情画意。当做完手术满脸泪痕的女人踉跄出来时，她的男人就一把将她扶住。女人有了男人这一扶，就是幸福的了。长椅上已经有几个在男人怀里哭泣的女人。
我的手里全是冷汗，心想，换一种死法或许比这强。护士到门口对着过道叫：“杨玲。”
没人应。她叫第二声时，我醒悟过来，这是上午我给自己取的名字，赶忙起身，往屋里冲去。“聋子呀，这边走。”她让我脱掉布鞋，换上门后的塑料拖鞋，每双拖鞋，不仅旧，而且脏得可疑。我犹豫了一秒钟，就换了。
门里左边抵墙，一条窄长板凳上趴着一个刚从手术台上下来的姑娘，下身未有任何遮盖的衣裤。两个不知是护士或是医生的女人坐在一张桌子前，管着病历，管着收钱，说街上卖的月经纸不卫生，得买医院的纱布棉花，说是消过毒的。
“脱掉裤子，上那张床去躺好！”收钱的护士命令道。
打着寒战，我剥下长裤，脱掉里面的短裤时，我的手指像冻麻了一样，半天脱不下来。“快点，装啥正经？”退去内裤后，我看了那人一眼，她连眼皮也未抬。
我躺在高高的铁床上，觉得这间屋子极大，天花板和墙上都飞挂着墙屑，长久没粉刷过了。三个像中学教室里那样的窗，玻璃裂着缝，没挂窗帘，外面是院墙，没有树，也看不到一角天空，哪怕是黯淡的天空。长日光灯悬在屋中央，光线刺人眼睛的亮。两张床，另一张空着。铁床上油漆剥落，生着铁锈。这个市妇产科医院据说抗战时就建了，怕是真给好几辈女人使用过。
“张开双腿！以前刮过没有？”一个戴着口罩的女医生坐在凳子上，一边问一边将一堆用布包起来的重物往我身上一放。那布的颜色和搭在我下半身上的布同样，是洗不干净的脏灰色。
“没有。”我说。
“把腿张开点！往边上些！”
她的每个不耐烦的命令都叫我心惊胆战，我看着天花板，手抓紧铁床冰冷的边。她打开压在我身上的布，叮当响起亮晃晃的手术器械。我不敢看那些钳子刀子夹子剪子。突然我想，现在翻身下手术台还来得及，我是要这个孩子的，不管我将要为这个孩子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是要他的，就像那天我想要他的父亲，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他的父亲一样，泪水顺着眼角往我两鬓流。医生身子移开，我突然看到房间一角，桌子上一个搪瓷白盘，搁了好多形如猪腰血糊糊的肉块，那上面也会放上我的孩子。是的，我这刻跳下来逃走，还不晚，拥有了这孩子，就等于拥有了他的父亲，等于他的父亲复活。我的双腿刚一动，一件冰冷的利器刺入我的阴道，我的身体尖声叫了起来，泪水从我的两鬓流进头发。这第一声自发的尖叫后，我就咬住牙齿，手抓紧铁床。
母亲说过她抬不动石头，快倒下时，就念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不然念佛，求佛保佑，就能挺住。我没有念语录的习惯，也没有念佛的本领，我只能更紧地咬着牙关，双手抓牢铁床。医生连个帮忙护士也不用，把用完的器械扔到一个大筐里，从我身上的布里取过来又一件器械，捣入我的身体，钻动着我的子宫，痛，胀，发麻，仿佛心肝肚肠被挖出来慢慢地理，用刀随便地切碎，又随便地往你的身体里扔，号叫也无法缓解这种肉与肉的撕裂。
知道这点，我的号叫就停止了。我的牙齿都咬得不是我自己的了，也未再叫第二声。我的眼睛里，屋中央的长日光灯开始缩短，缩小，成为一点，旋转起来，像个巨大的又白又亮的球向我垂直砸下来，我的眼前一团漆黑。
睁开眼睛，我看到了那个医生站在我面前，她取掉口罩，她长得其实挺漂亮，下巴有颗痣，很显年轻，最多也不过三十来岁，脱掉白大褂，她可能也是好妻子好母亲。她没有说话，她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的脸上和身上一样全是汗，嘴唇都咬破了，双手离开铁床，还恐惧得握成拳头，我觉得房间冷极了，像有很多股寒风朝我身体涌来。
我从床上滑下地，穿上塑料拖鞋，那被我自己杀死的孩子，我不忍心去看。我有一个强烈的预感，我不会再有孩子，一辈子不想再要孩子。没有一个孩子，会比得上这个才两个多月就夭折的孩子在我生命中的分量，我这样的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只会比我更不幸，更难过长大成人这一关。
我一步一步往那条长板凳走，谁也没有扶我一把，我挨近长板凳，就侧身倒了上去，蜷成一团，手捂紧下部。
一个护士朝门外大声叫下一位做手术的。她对那儿的女人们训斥道：“刚才这人就不叫唤，你们学学她不行吗？”
“肯定脑子有问题。”另一个坐在桌子边年纪大的护士，“去，叫她快点穿好衣服走。要装死到马路上装去。”
“让她待着，等我写完手术情况再叫她走。”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可能就三四分钟，我觉得手里多了几张纸，就尽力在长板凳上撑起身子看。子宫深度：十。有无绒毛：有。失血多少：多。有无胚胎：有。我看到这儿，还未看完，便唰唰几下把病历撕成碎片，目光发直，那些纸片跟着我的身体站起，掉在地上。我什么也没说，穿好裤子袜子，换上布鞋，也没看屋子里人的反应，扶着墙慢慢挪出了手术室。
3
温暖的水从头发淋到脚心，我擦着肥皂，不时望望墙顶那个桶的玻璃管水位到哪儿。公共浴室，一人一格，半边木门挡着，衣服放在门上端水泥板上。
也许是中国女人的体质，生小孩后要坐月子，必须躺在床上休息一个月，吃营养食品。流产等于小产，也一样得包头或戴帽子一个月，不能让风吹，风吹了以后就要落个偏头痛。这一个月漱口要温热水，不吃生冷食品，不然牙齿要难受；即使偶尔下床不要拿重物，不然腰和手腿都要酸痛。若要洗澡，得等月子结束。
我顾不上这些规矩，没几天，就跑上了街，直奔公共浴室去。
生平第一次花钱进浴室的我，在淋浴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安慰，好比亲人爱护着我照顾着我。裸着身体在水流中，哪怕瘦骨伶仃，也无比美好，我已好久不抚摸自己了，我从没抚摸那从未隆起过的肚子，待肚子里什么也没有，我才感到里面真的太空。
听说男浴室是一个大盆塘。女浴室却有二十个淋浴，管理人员是个胖胖的女人，一件薄汗衫短裤，穿了双雨靴，总在格子间的空道上走来走去。检查谁的水已完，就叫这人动作快点，到外屋穿衣，因为有人候着要洗。谁的水烫需要加冷，谁的水凉需要加热，她就那么跑来跑去调水温，地上滑溜溜的，雨靴踩着水吧嗒吧嗒响。浴室里热气腾腾，未遮全的格子门露出女人漂亮或不漂亮的腿和脚。
在这段时期，只要手里有了几文钱，我就拿了干净衣服，往浴室跑，去排队。好像是让我身上流过的水，冲走我要忘却的事，让它们顺着水洞流进沟渠，流入长江。
4
第二年夏天我临时决定参加高考，根本没有准备，却也去试了。这样的考试当然失败，最后两科，我都只答了一小半。我知道自己无望，我家的血液里早已注定我不可能和大学沾上边。
高考落榜之后，一所轻工业中专学校录取了我，专业是仅比当工人好一点的会计助理。学校在嘉陵江北边的一个乡镇。去或是不去？已尝到自由滋味的我，不愿被一个所谓的“专业”束缚，但两年学习毕业后，我就可以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有一份三十多元的工资，生活也暂时有了保障。
去报到注册时，学校已开学两周。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母亲在一次春节时往学校寄来一封信，里面夹了纸币，从不写信的母亲附了一张纸条：“六六，回家来过年。”就这么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家”字还少了一撇。我收了作路费的钱，没有回家，也没给她回信。
毕业分配后，我有了一个工作，与两个姑娘共居一室，安放一张窄窄的床铺。我尽量争取外出，出差，请事假，后来干脆请了病假，说回家休养，实际上是只身逛荡在这个广袤无边的土地上。北方，走得最远的是沈阳和丹东，靠近朝鲜，南面是海南岛、广西，濒临越南，东边是长江下游一带，一个个城市，无目的地乱走，有目的地漫游。
我仅与二姐保持偶然的通信联系。她来信说，四姐夫德华死了，晚上肚子痛，发高烧，到南岸区医院，开刀以为是阑尾炎，打开才知是腹膜大面积感染，一开刀就没治了，死时很痛苦。
我很怕收到她的信，信里没有什么好消息。她的信说大姐已回到山城，和那个高个男子住在一起。回来前大姐和前夫打了一架动了刀子，小女儿吓得上去挡驾，脸被前夫划了一刀，破了相。大姐痛哭数日，精神崩溃。前夫告她，说是由于她上门打架，才导致他误伤了女儿。她被公安局抓去，在拘留所里关了两个月，出来后依然原样。三哥有了个女儿，五哥和一个农村女孩结了婚。
“前两天张妈死了，被丈夫气死的，”二姐写道，“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当过妓女的？”
我当然记得。二姐的信从不问我在干什么，也很少提母亲父亲。她不必提，我清醒时更不想知道，我在梦里却不断回去，我看得见那个位于野猫溪副巷，和其他房子相连在一起的六号院子。
堂屋连接天井的门槛可能烂掉被扔了，天井青苔更多，两旁的屋檐下依旧挂晾着衣服，阴郁的天空，站在天井里才能望见，大厨房坍了，屋顶成了两大窟窿，灶神爷石像的壁龛剩个黑乎乎的坎。我家的灶上堆满了瓦片、砖和泥灰，已经无法生火了。有一天屋梁倾塌，整个大厨房几乎成了废墟。还好，自来水管接到院子里，再不用去挑水了。邻居差不多都是新面孔，一年又一年，有点办法的人家都搬离了，留下的原住户，他们的孩子长大，成家，也养了孩子，却没能力搬离。原住户，加上一些毫无办法立即搬进这儿的住户，依然十三家。
没了厨房，我家在堂屋用小煤炉烧饭。对门邻居程光头在往一个瓦罐浇水，瓦罐里堆了泥巴，有几株蒜苗，他嘴里念念有词，默坐运气。之后对我父亲说，那些蒜苗会生出延年益寿的花籽。
那间阁楼还是两张床，但布帘没了，一张床用席子盖着，不像有人睡的样子，我以前睡的靠门的一张床，铺着干干净净的床单，放的却是父亲的药瓶衣服和小收音机。父亲怕吵，图楼上清静，非要住上面。小桌子移到床边，放着茶杯。没有叶子烟，父亲抽了几十年的烟不抽了？
四姐又结婚了，住在婆家，新丈夫也是建筑工人。
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各家各户的房门，白天仍不爱关门，家里来了客，门前照旧围一大串叽喳不停的邻居，看稀奇。若某家房门关着，一定在吃什么好东西，怕人碰见来分嘴，吃完门才打开。
一下雨，所有洗澡洗衣的木盆木桶，都移到露天蓄雨水。铁丝箍的木盆木桶，本来就得经年泡在水里，积下的雨水用来洗衣服，洗桌椅碗柜，最后洗脏臭的布鞋胶鞋。自来水还是金贵的。
还是那一条江，那一艘渡船，那些连绵叠嶂的山，那些苍白发着霉味的人，新一代工人顶了旧一代工人，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变。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你必须背对它们。大部分时间我埋头读书，什么书都读。也一个劲儿地写诗写小说，有正儿八经地拿去发表，赚稿费维持生活，歪门邪道的收起来，不愿意给人看，更多的时候写完就扔了，不值得留下。
一段时期我沉溺于烟与酒里，劣质烟与廉价白酒，80年代中期南方各城市冒出成批的黑道诗人、画家、小说家，南来北往到处窜，我也在里面胡混。什么都不妨试试，各种艺术形式，各种生活方式，我的小包里或裤袋里始终装着安全套，哪怕没能用上，带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爱情在我眼里已变得非常虚幻，结婚和生养孩子更是笑话，我就是不想走每个女人都得走的路。我一次又一次把酒当白开水似的喝，我很少醉倒，装醉佯狂，把对手，有时是一桌子的男士全喝到桌下去。
我结交女友大都是在贴面舞会上。我们为彼此装扮，为彼此剪奇特的短发式，穿着和男孩子差不多的最简单的衣服，夏天裙子里很少穿内裤，结伴而行去熟人和非熟人家的聚会。关上门拉下窗帘，黑了灯，图方便，也图安全。我从来没被警察抓去关上几天几月，也算够幸运的。偶尔也有公安局来查，被抓住盘问的人不多，大部分人翻窗夺门逃走。反正过不了多久，在另一城市又会碰到熟面孔。
西方的流行音乐成了80年代中国地下艺术界的时髦。我们跟着乡村音乐的节奏，怀里抱着一个人，慢慢摇，不知时间地摇，逃避苦闷和压抑。这时我可以过过幻觉瘾，好像快乐已抓在手中。
另一曲开始，听到猛打猛抽的迪斯科，一把推开对方，凶猛地扭动身体，鞋跟要把楼板踢穿，好像只有这么狂舞掉全部精力，才能催动我继续流浪。我的脸——早已失掉青春色泽的脸，只知道及时行乐的笑，已经不会为任何人，也不会为自己流一滴泪了。
有天晚上我喝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酒烧焦了我的身体，房间小而拥挤不堪，音乐声虽不太吵，但是空气混浊，我从双双对对相拥在一起的人里往门边挤，奔出房间，一个女友跟了出来。
黯淡的路灯照着乱糟糟的街，没有人走动，我只想一人待着，我腻味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我跑得很快，那位女友没能跟上。
穿过一条巷子，拉粪的板车从我身边的马路经过，洒水车的铃声在惬意地响着。我走下两步石阶，扶着一间房子的墙壁，突然疯狂地呕吐起来，酒混合着酸味的食物碎屑，从我嘴里往外倒。好一阵，等喘气稍定后，我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想擦擦嘴，却看到这是一首在地下油印杂志上的诗：
在灾难之前，我们都是孩子，
后来才学会这种发音方式，
喊声抓住喉咙，紧如鱼刺。
我们翻寻吓得发抖的门环，
在废墟中搜找遗落的耳朵，
我们高声感恩，却无人听取。
灾难过去，我们才知道恐惧，
喊声出自我们未流血的伤口，
出自闪光之下一再演出的逃亡。
要是我们知道怎样度过来的，
靠了什么侥幸，我们就不再喊叫，
而宁愿回到灾难临头的时刻。
我一边读，一边觉得舒服多了。这首诗，就像是专为我这样靠了侥幸才从一次又一次灾难中存活下来的人写的，我记得作者姓赵，或许命运真能出现奇遇，让我碰见他，或是一个像他那样理解人心的人，我会与这样的人成为莫逆之交，或许会爱上他，爱情会重新在我心里燃烧。或许，我的写作，早晚有一天能解救我生来就饥饿的心灵。